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科研单位之间进行科技合作的共同条件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1 13:49:58 浏览:8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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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科研单位之间进行科技合作的共同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科研单位之间进行科技合作的共同条件
一、 科技合作的形式包括：
１． 共同进行科研工作；
２． 考察；
３． 实习；
４． 聘请科学技术援助专家；
５． 交换资料；
６． 交流情报。
二、 第一条所规定的合作应根据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进行。
三、 由两国主管科技合作的中央归口部门负责汇总和监督两国科研单位之间所签订科技合作协议的执行。
四、 两国科研单位之间为实现第一条所列的合作而互相派遣科技人员，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非外汇对等交流科技人员共同条件》的有关规定办理。
五、 两国科研单位之间所签订的科技合作协议应包括：
１． 签订协议的单位名称；
２． 协议项目内容；
３． 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工作计划；
４． 规定财务形式；
５． 规定利用合作成果的方式；
６． 规定有关发明的法律保护条件。
六、 开始合作之前，双方应事先交流有关科研单位的情况。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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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防控专门立法的价值和难点分析
朱晓卓 田 侃1
（宁波天一职业技术学院卫生管理系 浙江 宁波 315100 1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
摘要：艾滋病目前是一种在医学上无法治愈的传染性疾病，找到医治艾滋病的方法，要靠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的努力，但解决今天肆虐全球的、作为一种社会病症的艾滋病问题，却不是仅靠生物学家和医学家所能做到的。在现阶段控制和预防这一社会问题，在符合伦理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专门的艾滋病防控立法势在必行，但同样也有一系列的立法难题需要解决。
关键词：艾滋病、立法、难题、构想
艾滋病至今还是一种在医学上无法治愈的传染性疾病，主要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就世界范围而言，艾滋病快速传播的势头至今也还没有被遏制。随着艾滋病的广泛传播，不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同时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显现出来，以往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及一些不恰当的宣传，加大了艾滋病恐慌及人们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的厌恶，并显现出在不同人群之间实际存在着的歧视、漠视和因为不愿意去理解和自己不同的人而造成的无知，以及由艾滋病问题而更加显现出的社会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公正，这些都严重妨碍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对此，我国立法工作已开始关注艾滋病疾病本身以及现今艾滋病所引发的这一系列日益严重社会问题。
1.我国现有涉及到艾滋病防治的法律文件
1.1与艾滋病相关的法律文件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关于艾滋病防治的专门立法，和艾滋病直接相关的法律主要有：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等；国家卫生部颁布的《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等。此外，我国政府还先后制定过数个国家级的防治艾滋病规划，四川、北京、上海、重庆等不少省市也制定了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地方性法规。
2004年8月20日，江苏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江苏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并于同年12月1日正式开始施行。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通过《艾滋病防治条例》，并于200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2006年12月27日，浙江省第十届人大会常委会通过《浙江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并于2007年3月1日起施行。这些标志着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逐步进入了专门立法防控的阶段。
1.2涉及艾滋病防治的法律文件
和艾滋病防治相关，也有多部法律、法规涉及。
（1）血液与血制品的法律，如《献血法》、《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
（2）关于吸毒与毒品的法律，如《强制戒毒办法》，《刑法》；
（3）关于性与婚姻的法律，如《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婚姻法》；
（4）关于母婴保健的法律，如《母婴保健法》；
（5）关于医疗、社会救助、法律援助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如《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
（6）关于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可能出现歧视问题）的法律，如《劳动法》，
还有关于信息获得与发布问题的法律；公众参与及从事研究方面的法律；社区及社区工作的法律；教育、宣传，及广告的法律；流动人口的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等。
另外，党的文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颁发的文件以及中国政府已加入的国际条约，在我国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如《中国遏制和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关于对外国留学生进行艾滋病检查的通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1-2]。
2. 艾滋病防控专门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国艾滋病仅仅是被列为性病的一种，而性病又被列为传染病，现行的《传染病防治法》着重在于隔离传染源，对于一般的传染病都非常有效，但艾滋病主要以性活动等人类行为为主要传播途径，而性活动是以短暂快乐为高额回报的人类行为，以限制性活动隔离传染源的方式防治艾滋病显然不为患者所接受。其结果只能导致患者隐瞒病情继续传播别人。以前一些地方对患者采取隔离、控制的方式，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国家需要从法律高度上给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以关爱，出台专门法律，侧重于保护其正当权益，保证他们不受歧视。专门立法将极大的推动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2.1.专门立法是防治艾滋病和解决艾滋病所引发社会问题的有效措施
由于艾滋病至今还是一种在医学上无法治愈的传染性疾病；就世界范围而言，艾滋病快速传播的势头至今还没有被遏制，每一个人都存在可能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而以往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些不恰当的宣传，加大了艾滋病恐慌及人们对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厌恶，这些无助于甚至严重妨碍了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工作。
因此通过立法在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以及与一般人相比有较多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不歧视和抑制艾滋病的传播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公共卫生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为各级政府、市场和公益事业各自的功用范围之内实现其应尽的职责，这就显得尤为重要[3]。
2.2专门立法是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唯一方法
少数人群体的定义可以表述为：“一个群体，其在数量上与一国国民的其他部分相比处于劣势，处于非支配地位，其成员作为该国国民拥有不同于该国其他人口的特性并表现出来。作为艾滋病患者及其病毒携带者，以目前世界各国的流行情况看，他们在各国中都只能属于少数人，我国也不例外。他们的生活习惯、方式等因为疾病原因和更多人有所不同，如要长期接受治疗、有的工作必须限制或禁止等等。
但法律不仅要关心大多数人，而且要关心少数人，因为法律是跟所有人有关。艾滋患者的人权问题，就是涉及到少数人的权利和多数人权利的问题。现代社会已经走进一个权利时代，权利成为时代重要的标识，法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贯彻维护多数人权利的同时也关怀少数人的权利，以避免沦为多数人的暴政。
为少数人的艾滋病患者及其病毒携带者，其权利并非特权，而是通过这些权利使得少数人能够保持他们正常的生活，在保障平等待遇方面，少数人的权利和非歧视同样重要，只有他们能从自己组织的服务机构和社会法律中获益，能和其他人一样在不影响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参加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以及平等的接受治疗等，他们才能获得他们理所应当获得的地位和权利。由于自身疾病的原因，艾滋病患者及其病毒携带者所获的权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对于少数人群体及其个人的特殊待遇，只要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平等，为了全社会的公共利益，便是合理。为了保证少数人群体能够与属于多数的人一样，平等地从社会受益，这种保护性措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必要的。只有通过专门立法，才能体现社会对作为少数人的艾滋病患者的保护和尊重，才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和稳定。
2.3.专门立法符合伦理的要求
德国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人是目的，人在任何时候要被看成是目的，永远不能只能看成是手段。尽管对“人是目的”的命题可能有多种理解，但人的目的和人的本质、人的本性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表达了人类道德的本质。近代以来的“人的目的”的理念以新的阐发就是人道主义和人权理论，《世界人权宣言》指出：所有这些人权的内核就是人的尊严。《宣言》的序言开宗明义地强调：“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这表明自由、正义等伦理、法律概念归根结底是立足于人的尊严与权利的基础之上的，人类的一切价值依据都源于人本身，人是人自己的目的，目的就是维护人的尊严与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他的一切都是派生物[4]。
与艾滋病相关的立法与决策也存在伦理学问题。比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人提出按照感染途径将感染者分为无辜者和非无辜者进行区别对待，为那些因血浆感染的人，而不为那些因吸毒共用注射器、卖淫嫖娼感染的人提供免费治疗。但艾滋病感染者已经属于脆弱人群，应该加大对他们的保护力度，更加关注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歧视其中的某些人，而对于他们的保护更多的要符合伦理学的要求。而对于艾滋病患者及其病毒携带者目前所面临伦理学问题的包括其他诸如知情同意、隐私权、保密权等，这需要在立法中加以考虑的。
所以，伦理是立法的基础，只有在伦理上可行，立法才能进行，反之，艾滋病患者伦理问题也需要立法加以肯定和保护，而立法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明确符合伦理学要求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3. 艾滋病防控专门立法存在的难点
就目前立法情况而言，对艾滋病防控进行专门立法仍然需要面对一些问题，例如：
3.1.人权问题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解决一个世界性的艾滋病问题，不是在一个国家内可以做到的，它需要人们的广泛参与，需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需要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相互配合，我国已经参加了一系列的国家公约、多边或是双边条约，所以必须在国际法的体系中考虑艾滋病专门立法问题，因为从防治艾滋病需要出发，涉及到一些行政强制措施如强制检查、强制治疗等，同时也必须考虑艾滋病患者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知情同意权等不受到侵犯，这些都直接体现在人权问题上，而从现在的条件看，避规人权问题是不现实的。
3.2道德和犯罪观念问题
由于文化传统和道德教育、经济、社会等因素，现阶段很多人将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与性行为不规范和卖淫嫖娼等不道德行为相联系，一些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人文关怀，特别是对依法保障他们就业、学习、家庭、社会等合法权益可能会遭到非议。
又如“在吸毒人群中推广清洁针具交换和药物替代治疗”的问题上，尽管推广清洁针具是国外通行做法，但直接如此规定，有提供犯罪工具之嫌，不符合国情。同时，从面对现实的角度看，吸毒者之所以共用针具，是由于针具销售未放开。目前国务院已经有规定，要逐步推广医用针具市场营销，但是容易误导社会去犯罪的纵容，所以相关干预措施的确定仍然要慎之又慎，以符合社会大众道德标准。
3.3技术问题
由于在预防和控制以及治疗方面的研究，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到目前为止，对艾滋病的治疗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立法中如何控制和治疗艾滋病将是医疗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障碍[5]。例如在预防艾滋病方面，最有效的方法是推广使用安全套，但无论是采取倡导性还是强制性都面临着立法技术上的挑战。
3.4艾滋病患者的参与问题
艾滋病患者的参与立法、防治等工作，有利于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了解，也有利于对自身权益的保护，目前在我国相关立法以及防治等工作中如何让艾滋病患者参与，以什么形式参与，参与的范围多大，显然还是个难题。
4.展望和期待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报告显示，该病毒感染者总人数已达4030万。而我国的2005年艾滋病死亡人数也首次超过了乙型肝炎，可以说全世界包括我国都面临着严峻的艾滋病防控工作[6]。
找到医治艾滋病的方法，要靠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的努力，但解决作为一种社会病症的艾滋病问题，却不是仅靠生物学家和医学家所能做到的，只有通过专门立法，并不断完善立法，提高专门立法的水平和质量，从法律层面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避免社会歧视的出现，控制艾滋病的大面积传播和流行，从而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稳定。
行政还是司法？——从我国行政复议的性质说起
秦旭东
现代社会，“随着行政权的膨胀和积极行政的日益兴起，行政纠纷日益增多，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诸多威胁”。（1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P288）为了保障公民权利、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必须建立各种监督制度和救济途径，行政复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一般认为，我国的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2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P279）关于行政复议的性质，理论界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一种行政行为，有的认为是一种司法活动，有的认为是一种兼具行政和司法双重色彩的行政司法获准司法活动，还有的认为行政复议形式上的行政行为而实质上的司法行为。（3参见杨解君、温晋锋著：《行政救济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P97）目前，同说将行政复议定位于“具有一定司法性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和纠错机制的缓解”，是“国家行政救济机制的重要环节”。（4参见同前注2书，P280)
讨论行政复议的性质，并不是要求得一个“盖棺定论”，而是为了能对其获得一个较为准确、全面的认识，以促进该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利于实践中的实施运作，达至该制度设计的目标和价值追求。
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作为一个简单的分析。
从形式于实质的纬度来看，在形式意义上，以国家机关的性质为标准，一般将行政机关从事的所有活动都归于行政行为；在实质意义上，以具体行为的性质为标准，行政机关所从事的活动中有一部分具有司法性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是在行政系统内运行的，行政复议机关是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其行使的是行政职权，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内部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它一般要接受法院的司法监督，这些都是行政复议的“行政性”之所在。但是，在另一方面，行政复议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执法行为，它是一种解决行政争议的机制，其运行中一般存在三方主体：行政复议机关、行政相对人（行政复议申请人)和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复议机关作为独立与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外的“中间者”对后两者之间的争议作出裁断，行政复议的进行也被要求遵循类似于司法程序的较为严格、规范的程序，这些又是行政复议的“司法性”之所在。因此，说行政复议是“形式上的行政行为和实质上的司法行为”或者是“兼具行政和司法双重色彩的行政司法获准司法活动”都是有道理的。
从应然与实然的纬度来看，对行政复议制度性质又有不同的认识。前述关于形式与实质意义上的讨论基本上是从应然角度出发的，我们还有必要关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性质的实然状态，看看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运行过程中体现了什么样的色彩。
依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中的复议机关有三种类型：一是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二是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上一级行政机关，三是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所属的人民政府。对第一种类型而言，实际上是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审查、作出复议决定，明显不符合“不作自己的法官”的一般公正原则；对后两种型类而言，由于复议机关与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之间存在着行政隶属关系，复议机关往往容易受到“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的影响，很难立足于中立者的角色进行居中裁断。有时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在作出之前已经向复议机关请示过了，作出被申请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决定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复议机关的意志，这种情况下复议也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5参见同前注1书，P299）另外，行政复议工作实际上是由复议机关内部设立的办事机构，即所谓的行政复议机构具体办理的。复议机构不是独立的行政主体，没有独立的职权，它虽然“具体办理"复议案件的受理、审查和裁决工作，但却没有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力，只能草拟复议决定，提出处理建议，最终还是要听命于其所属行政机关首长，可谓“有职无权”。复议机构的不独立导致复议工作容易受到行政首长意志的不当影响和干涉，“有的行政案件已经复议部门依法定程序复议结束，某些行政首长还以个人意见改变案件处理结果”。（6参见姜明安主编：《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规律进程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280—281）
复议机构一般都是复议机关内部的“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是所属行政机关首长的办事机构，对于没有行政立法职权的行政机关的复议机构，它除了具体负责行政复议工作之外，作为首长“在法制方面的参谋和助手”，还要“承办领导交付的其它工作”，比如“充当政府的法律顾问或诉讼代理人角色，负责国有产权变动、当地政府与外来投资的合同、拆迁、地方企业间纠纷的解决等工作的法律问题，代理政府参加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等等”，“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替政府操心，吸取教训、提出建议”。（7这些情况是笔者参加2001年北京大学法学院赴河南漯河社会实践考察团，在与漯河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局的工作人员座谈时了解的。漯河市下辖一区二县，市政府没有行政立法权）行政复议是具有一定独立性和专门性的工作，当与复议机构承办的其它工作和事务发生冲突时，往往是“领导交付的工作”优先，复议工作难于作到规范化和专门化。有些情况下，复议机构承办的其它工作中的事项如与一些复议案件有牵涉，前者往往还会影响到后者的依法公正裁决。
另外，行政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的过程也不同于一般司法活动的裁判过程。尽管行政复议法规定了类似司法程序的复议程序，但其规定还是过于粗略，实践中缺乏比较细致、完备和规范的操作程序，加之没有相对统一和完善的机构体系，行政复议实践中存在大量的不规范甚至是严重违背行政复议法要求的情况。比如，许多复议机关不是依行政复议程序处理行政争议，而是采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对符合条件的复议申请不予正式受理，而是先进行协调，或者通过“背后做工作”施压迫使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复议程序不公开，申请人难于了解复议工作的进展，无法行使自己在复议中的程序性权利；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不采用听证的方式，听取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的意见；复议过程中不遵守时限的要求，久拖不决；处理结果不作正式决定文书；等等（8参见赵祥生、薛为民：《行政复议非程序化的思考》，《行政法研究》1994年第4期，P59—60）
总之，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制度中，复议机关缺乏中立性，复议机构缺乏独立性、专门性，复议程序也不甚规范、完备。而实际运做中也远未达到其作为一种行政监督、行政救济和行政争议解决机制所必须要求的那种规范性。（9有关我国行政复议存在的一些问题，还可参见：姜明安主编：《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规律进程调查报告》，P269-270，P279-282；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P299-300）
可以说，我国行政复议制度设计基本上是立足于“行政性”的，在立法者关于行政复议法草案的说明甚至强调为了“便民”的需要要防止行政复议的“司法化”倾向；行政复议实践中也未体现其应然性质中的“司法性”要求。其实，联系我国整体的“法治状况”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在一个有着千百年的权力高度统一集中、行政与司法不分的法制文化传统的过度，目前连司法系统尚且缺乏独立性，有着浓重的行政化色彩，如何可能要求像行政复议这样的行政司法或者准司法活动达至其应有的司法性要求呢？
这里并不是主张司法性和行政性有孰优孰劣的区别，而是要指出，一种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所体现的色彩应与其目的、宗旨和价值取向相符合。一般而言，在同等的法治要求的基础上，行政更偏重效率而司法则更关注公平。自近代所谓“行政国”出现以来，行政职能不断增加，行政权力不断扩大，这一方面是维系社会经济良性发展之必须，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威胁公民权利与自由的问题，因此需要有加强对行政权进行控制和制约的机制来解决这一矛盾。传统上，通过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机制，特别是充分利用司法审查制度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保护公民权利。然而，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和司法程序的高成本，在争纷频繁、诉讼爆炸的年代，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衡量，必须启动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在行政系统内也建立加强行政监督、提供行政救济和解决行政争议的机制，可以比司法途径更为方面、迅速和经济，尤其是在由司法审查做最终保障的基础上，这种机制显得十分有效。西方各国都纷纷建立了相应的制度。（10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P288-294)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基本上是在借鉴西方类似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同时又受到我国传统上行政与司法合一制度下行政官员解决纠纷方式和以政策和“领导意志”为依据的行政方式的影响。这两种因素的相比较，实际上是法治与人治的区别。西方的类似制度虽然也是建立在行政系统内的，但却比较注重裁判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强调职能分离、程序保障，深刻关怀公正性的要求。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关于行政裁判所是“行政的还是法律的”之论争，1957年弗兰克委员会的报告选择了裁判所是一种司法机构的观点，将行政裁判所视为司法体系的一种补充。（11参见韦德著、楚建译：《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P641)美国行政法上，行政裁决有正式程序和非正式程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应用，协调效率与公正的需要。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在面临“行政还是司法”的选择时，一方面不可忽视其效率性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不可偏废其公正性的根本要求。在传统法律文化和现实法制土壤的不利影响下，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行政还是司法”的选择还有与英国情况不同的中国特色。我国传统的“行政”与法治语境下的行政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当我们提及某种所谓“行政化”倾向时，往往缺乏平等、公平、公开、参与等法治意蕴，而我国当前的行政改革正需要诸如这些法治因素的血液。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事实，可谓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座光辉里程碑，在“民告官”成为可能之时，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开始重视政府法制工作，在内部建立法制机构以应对形势之需。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实施，行政复议制度也得以发展和完善。这期间的一个重大变化在于，一种公私届别、权利与权力对峙的观念开始生发，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公民个人可以作为一方独立的主体参与到一种与政府对峙的诉讼构造中，请求中立的公断人来对它们之间的争议做出裁断。尽管实际当中行政诉讼还有种种不如以的地方，但不可否认的事，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进行。（12参见陈端洪：《对峙：行政诉讼的宪政意义》，《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种与行政诉讼相衔接的行政系统内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和行政监督、救济渠道，同样也应成为这场革命的训练场之一，它更需要的是权利与权力的对峙而不是一方乞讨性地申请救济而另一方高高在上给予恩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更应当倾向于司法而不是行政。建立相对独立的复议机构、建立公正透明的复议程序、增加复议的公正性等专家们所展望的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方向（13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P301-302），正表明了应当的选择。
原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朱晓卓 田 侃1
（宁波天一职业技术学院卫生管理系 浙江 宁波 315100 1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
摘要：艾滋病目前是一种在医学上无法治愈的传染性疾病，找到医治艾滋病的方法，要靠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的努力，但解决今天肆虐全球的、作为一种社会病症的艾滋病问题，却不是仅靠生物学家和医学家所能做到的。在现阶段控制和预防这一社会问题，在符合伦理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专门的艾滋病防控立法势在必行，但同样也有一系列的立法难题需要解决。
关键词：艾滋病、立法、难题、构想
艾滋病至今还是一种在医学上无法治愈的传染性疾病，主要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就世界范围而言，艾滋病快速传播的势头至今也还没有被遏制。随着艾滋病的广泛传播，不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同时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显现出来，以往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及一些不恰当的宣传，加大了艾滋病恐慌及人们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的厌恶，并显现出在不同人群之间实际存在着的歧视、漠视和因为不愿意去理解和自己不同的人而造成的无知，以及由艾滋病问题而更加显现出的社会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公正，这些都严重妨碍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对此，我国立法工作已开始关注艾滋病疾病本身以及现今艾滋病所引发的这一系列日益严重社会问题。
1.我国现有涉及到艾滋病防治的法律文件
1.1与艾滋病相关的法律文件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关于艾滋病防治的专门立法，和艾滋病直接相关的法律主要有：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等；国家卫生部颁布的《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等。此外，我国政府还先后制定过数个国家级的防治艾滋病规划，四川、北京、上海、重庆等不少省市也制定了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地方性法规。
2004年8月20日，江苏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江苏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并于同年12月1日正式开始施行。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通过《艾滋病防治条例》，并于200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2006年12月27日，浙江省第十届人大会常委会通过《浙江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并于2007年3月1日起施行。这些标志着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逐步进入了专门立法防控的阶段。
1.2涉及艾滋病防治的法律文件
和艾滋病防治相关，也有多部法律、法规涉及。
（1）血液与血制品的法律，如《献血法》、《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
（2）关于吸毒与毒品的法律，如《强制戒毒办法》，《刑法》；
（3）关于性与婚姻的法律，如《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婚姻法》；
（4）关于母婴保健的法律，如《母婴保健法》；
（5）关于医疗、社会救助、法律援助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如《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
（6）关于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可能出现歧视问题）的法律，如《劳动法》，
还有关于信息获得与发布问题的法律；公众参与及从事研究方面的法律；社区及社区工作的法律；教育、宣传，及广告的法律；流动人口的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等。
另外，党的文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颁发的文件以及中国政府已加入的国际条约，在我国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如《中国遏制和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关于对外国留学生进行艾滋病检查的通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1-2]。
2. 艾滋病防控专门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国艾滋病仅仅是被列为性病的一种，而性病又被列为传染病，现行的《传染病防治法》着重在于隔离传染源，对于一般的传染病都非常有效，但艾滋病主要以性活动等人类行为为主要传播途径，而性活动是以短暂快乐为高额回报的人类行为，以限制性活动隔离传染源的方式防治艾滋病显然不为患者所接受。其结果只能导致患者隐瞒病情继续传播别人。以前一些地方对患者采取隔离、控制的方式，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国家需要从法律高度上给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以关爱，出台专门法律，侧重于保护其正当权益，保证他们不受歧视。专门立法将极大的推动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2.1.专门立法是防治艾滋病和解决艾滋病所引发社会问题的有效措施
由于艾滋病至今还是一种在医学上无法治愈的传染性疾病；就世界范围而言，艾滋病快速传播的势头至今还没有被遏制，每一个人都存在可能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而以往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些不恰当的宣传，加大了艾滋病恐慌及人们对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厌恶，这些无助于甚至严重妨碍了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工作。
因此通过立法在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以及与一般人相比有较多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不歧视和抑制艾滋病的传播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公共卫生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为各级政府、市场和公益事业各自的功用范围之内实现其应尽的职责，这就显得尤为重要[3]。
2.2专门立法是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唯一方法
少数人群体的定义可以表述为：“一个群体，其在数量上与一国国民的其他部分相比处于劣势，处于非支配地位，其成员作为该国国民拥有不同于该国其他人口的特性并表现出来。作为艾滋病患者及其病毒携带者，以目前世界各国的流行情况看，他们在各国中都只能属于少数人，我国也不例外。他们的生活习惯、方式等因为疾病原因和更多人有所不同，如要长期接受治疗、有的工作必须限制或禁止等等。
但法律不仅要关心大多数人，而且要关心少数人，因为法律是跟所有人有关。艾滋患者的人权问题，就是涉及到少数人的权利和多数人权利的问题。现代社会已经走进一个权利时代，权利成为时代重要的标识，法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贯彻维护多数人权利的同时也关怀少数人的权利，以避免沦为多数人的暴政。
为少数人的艾滋病患者及其病毒携带者，其权利并非特权，而是通过这些权利使得少数人能够保持他们正常的生活，在保障平等待遇方面，少数人的权利和非歧视同样重要，只有他们能从自己组织的服务机构和社会法律中获益，能和其他人一样在不影响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参加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以及平等的接受治疗等，他们才能获得他们理所应当获得的地位和权利。由于自身疾病的原因，艾滋病患者及其病毒携带者所获的权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对于少数人群体及其个人的特殊待遇，只要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平等，为了全社会的公共利益，便是合理。为了保证少数人群体能够与属于多数的人一样，平等地从社会受益，这种保护性措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必要的。只有通过专门立法，才能体现社会对作为少数人的艾滋病患者的保护和尊重，才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和稳定。
2.3.专门立法符合伦理的要求
德国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人是目的，人在任何时候要被看成是目的，永远不能只能看成是手段。尽管对“人是目的”的命题可能有多种理解，但人的目的和人的本质、人的本性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表达了人类道德的本质。近代以来的“人的目的”的理念以新的阐发就是人道主义和人权理论，《世界人权宣言》指出：所有这些人权的内核就是人的尊严。《宣言》的序言开宗明义地强调：“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这表明自由、正义等伦理、法律概念归根结底是立足于人的尊严与权利的基础之上的，人类的一切价值依据都源于人本身，人是人自己的目的，目的就是维护人的尊严与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他的一切都是派生物[4]。
与艾滋病相关的立法与决策也存在伦理学问题。比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人提出按照感染途径将感染者分为无辜者和非无辜者进行区别对待，为那些因血浆感染的人，而不为那些因吸毒共用注射器、卖淫嫖娼感染的人提供免费治疗。但艾滋病感染者已经属于脆弱人群，应该加大对他们的保护力度，更加关注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歧视其中的某些人，而对于他们的保护更多的要符合伦理学的要求。而对于艾滋病患者及其病毒携带者目前所面临伦理学问题的包括其他诸如知情同意、隐私权、保密权等，这需要在立法中加以考虑的。
所以，伦理是立法的基础，只有在伦理上可行，立法才能进行，反之，艾滋病患者伦理问题也需要立法加以肯定和保护，而立法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明确符合伦理学要求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3. 艾滋病防控专门立法存在的难点
就目前立法情况而言，对艾滋病防控进行专门立法仍然需要面对一些问题，例如：
3.1.人权问题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解决一个世界性的艾滋病问题，不是在一个国家内可以做到的，它需要人们的广泛参与，需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需要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相互配合，我国已经参加了一系列的国家公约、多边或是双边条约，所以必须在国际法的体系中考虑艾滋病专门立法问题，因为从防治艾滋病需要出发，涉及到一些行政强制措施如强制检查、强制治疗等，同时也必须考虑艾滋病患者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知情同意权等不受到侵犯，这些都直接体现在人权问题上，而从现在的条件看，避规人权问题是不现实的。
3.2道德和犯罪观念问题
由于文化传统和道德教育、经济、社会等因素，现阶段很多人将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与性行为不规范和卖淫嫖娼等不道德行为相联系，一些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人文关怀，特别是对依法保障他们就业、学习、家庭、社会等合法权益可能会遭到非议。
又如“在吸毒人群中推广清洁针具交换和药物替代治疗”的问题上，尽管推广清洁针具是国外通行做法，但直接如此规定，有提供犯罪工具之嫌，不符合国情。同时，从面对现实的角度看，吸毒者之所以共用针具，是由于针具销售未放开。目前国务院已经有规定，要逐步推广医用针具市场营销，但是容易误导社会去犯罪的纵容，所以相关干预措施的确定仍然要慎之又慎，以符合社会大众道德标准。
3.3技术问题
由于在预防和控制以及治疗方面的研究，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到目前为止，对艾滋病的治疗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立法中如何控制和治疗艾滋病将是医疗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障碍[5]。例如在预防艾滋病方面，最有效的方法是推广使用安全套，但无论是采取倡导性还是强制性都面临着立法技术上的挑战。
3.4艾滋病患者的参与问题
艾滋病患者的参与立法、防治等工作，有利于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了解，也有利于对自身权益的保护，目前在我国相关立法以及防治等工作中如何让艾滋病患者参与，以什么形式参与，参与的范围多大，显然还是个难题。
4.展望和期待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报告显示，该病毒感染者总人数已达4030万。而我国的2005年艾滋病死亡人数也首次超过了乙型肝炎，可以说全世界包括我国都面临着严峻的艾滋病防控工作[6]。
找到医治艾滋病的方法，要靠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的努力，但解决作为一种社会病症的艾滋病问题，却不是仅靠生物学家和医学家所能做到的，只有通过专门立法，并不断完善立法，提高专门立法的水平和质量，从法律层面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避免社会歧视的出现，控制艾滋病的大面积传播和流行，从而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稳定。
行政还是司法？——从我国行政复议的性质说起
秦旭东
现代社会，“随着行政权的膨胀和积极行政的日益兴起，行政纠纷日益增多，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诸多威胁”。（1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P288）为了保障公民权利、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必须建立各种监督制度和救济途径，行政复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一般认为，我国的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2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P279）关于行政复议的性质，理论界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一种行政行为，有的认为是一种司法活动，有的认为是一种兼具行政和司法双重色彩的行政司法获准司法活动，还有的认为行政复议形式上的行政行为而实质上的司法行为。（3参见杨解君、温晋锋著：《行政救济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P97）目前，同说将行政复议定位于“具有一定司法性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和纠错机制的缓解”，是“国家行政救济机制的重要环节”。（4参见同前注2书，P280)
讨论行政复议的性质，并不是要求得一个“盖棺定论”，而是为了能对其获得一个较为准确、全面的认识，以促进该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利于实践中的实施运作，达至该制度设计的目标和价值追求。
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作为一个简单的分析。
从形式于实质的纬度来看，在形式意义上，以国家机关的性质为标准，一般将行政机关从事的所有活动都归于行政行为；在实质意义上，以具体行为的性质为标准，行政机关所从事的活动中有一部分具有司法性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是在行政系统内运行的，行政复议机关是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其行使的是行政职权，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内部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它一般要接受法院的司法监督，这些都是行政复议的“行政性”之所在。但是，在另一方面，行政复议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执法行为，它是一种解决行政争议的机制，其运行中一般存在三方主体：行政复议机关、行政相对人（行政复议申请人)和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复议机关作为独立与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外的“中间者”对后两者之间的争议作出裁断，行政复议的进行也被要求遵循类似于司法程序的较为严格、规范的程序，这些又是行政复议的“司法性”之所在。因此，说行政复议是“形式上的行政行为和实质上的司法行为”或者是“兼具行政和司法双重色彩的行政司法获准司法活动”都是有道理的。
从应然与实然的纬度来看，对行政复议制度性质又有不同的认识。前述关于形式与实质意义上的讨论基本上是从应然角度出发的，我们还有必要关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性质的实然状态，看看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运行过程中体现了什么样的色彩。
依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中的复议机关有三种类型：一是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二是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上一级行政机关，三是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所属的人民政府。对第一种类型而言，实际上是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审查、作出复议决定，明显不符合“不作自己的法官”的一般公正原则；对后两种型类而言，由于复议机关与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之间存在着行政隶属关系，复议机关往往容易受到“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的影响，很难立足于中立者的角色进行居中裁断。有时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在作出之前已经向复议机关请示过了，作出被申请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决定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复议机关的意志，这种情况下复议也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5参见同前注1书，P299）另外，行政复议工作实际上是由复议机关内部设立的办事机构，即所谓的行政复议机构具体办理的。复议机构不是独立的行政主体，没有独立的职权，它虽然“具体办理"复议案件的受理、审查和裁决工作，但却没有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力，只能草拟复议决定，提出处理建议，最终还是要听命于其所属行政机关首长，可谓“有职无权”。复议机构的不独立导致复议工作容易受到行政首长意志的不当影响和干涉，“有的行政案件已经复议部门依法定程序复议结束，某些行政首长还以个人意见改变案件处理结果”。（6参见姜明安主编：《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规律进程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280—281）
复议机构一般都是复议机关内部的“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是所属行政机关首长的办事机构，对于没有行政立法职权的行政机关的复议机构，它除了具体负责行政复议工作之外，作为首长“在法制方面的参谋和助手”，还要“承办领导交付的其它工作”，比如“充当政府的法律顾问或诉讼代理人角色，负责国有产权变动、当地政府与外来投资的合同、拆迁、地方企业间纠纷的解决等工作的法律问题，代理政府参加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等等”，“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替政府操心，吸取教训、提出建议”。（7这些情况是笔者参加2001年北京大学法学院赴河南漯河社会实践考察团，在与漯河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局的工作人员座谈时了解的。漯河市下辖一区二县，市政府没有行政立法权）行政复议是具有一定独立性和专门性的工作，当与复议机构承办的其它工作和事务发生冲突时，往往是“领导交付的工作”优先，复议工作难于作到规范化和专门化。有些情况下，复议机构承办的其它工作中的事项如与一些复议案件有牵涉，前者往往还会影响到后者的依法公正裁决。
另外，行政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的过程也不同于一般司法活动的裁判过程。尽管行政复议法规定了类似司法程序的复议程序，但其规定还是过于粗略，实践中缺乏比较细致、完备和规范的操作程序，加之没有相对统一和完善的机构体系，行政复议实践中存在大量的不规范甚至是严重违背行政复议法要求的情况。比如，许多复议机关不是依行政复议程序处理行政争议，而是采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对符合条件的复议申请不予正式受理，而是先进行协调，或者通过“背后做工作”施压迫使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复议程序不公开，申请人难于了解复议工作的进展，无法行使自己在复议中的程序性权利；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不采用听证的方式，听取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的意见；复议过程中不遵守时限的要求，久拖不决；处理结果不作正式决定文书；等等（8参见赵祥生、薛为民：《行政复议非程序化的思考》，《行政法研究》1994年第4期，P59—60）
总之，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制度中，复议机关缺乏中立性，复议机构缺乏独立性、专门性，复议程序也不甚规范、完备。而实际运做中也远未达到其作为一种行政监督、行政救济和行政争议解决机制所必须要求的那种规范性。（9有关我国行政复议存在的一些问题，还可参见：姜明安主编：《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规律进程调查报告》，P269-270，P279-282；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P299-300）
可以说，我国行政复议制度设计基本上是立足于“行政性”的，在立法者关于行政复议法草案的说明甚至强调为了“便民”的需要要防止行政复议的“司法化”倾向；行政复议实践中也未体现其应然性质中的“司法性”要求。其实，联系我国整体的“法治状况”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在一个有着千百年的权力高度统一集中、行政与司法不分的法制文化传统的过度，目前连司法系统尚且缺乏独立性，有着浓重的行政化色彩，如何可能要求像行政复议这样的行政司法或者准司法活动达至其应有的司法性要求呢？
这里并不是主张司法性和行政性有孰优孰劣的区别，而是要指出，一种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所体现的色彩应与其目的、宗旨和价值取向相符合。一般而言，在同等的法治要求的基础上，行政更偏重效率而司法则更关注公平。自近代所谓“行政国”出现以来，行政职能不断增加，行政权力不断扩大，这一方面是维系社会经济良性发展之必须，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威胁公民权利与自由的问题，因此需要有加强对行政权进行控制和制约的机制来解决这一矛盾。传统上，通过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机制，特别是充分利用司法审查制度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保护公民权利。然而，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和司法程序的高成本，在争纷频繁、诉讼爆炸的年代，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衡量，必须启动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在行政系统内也建立加强行政监督、提供行政救济和解决行政争议的机制，可以比司法途径更为方面、迅速和经济，尤其是在由司法审查做最终保障的基础上，这种机制显得十分有效。西方各国都纷纷建立了相应的制度。（10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P288-294)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基本上是在借鉴西方类似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同时又受到我国传统上行政与司法合一制度下行政官员解决纠纷方式和以政策和“领导意志”为依据的行政方式的影响。这两种因素的相比较，实际上是法治与人治的区别。西方的类似制度虽然也是建立在行政系统内的，但却比较注重裁判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强调职能分离、程序保障，深刻关怀公正性的要求。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关于行政裁判所是“行政的还是法律的”之论争，1957年弗兰克委员会的报告选择了裁判所是一种司法机构的观点，将行政裁判所视为司法体系的一种补充。（11参见韦德著、楚建译：《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P641)美国行政法上，行政裁决有正式程序和非正式程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应用，协调效率与公正的需要。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在面临“行政还是司法”的选择时，一方面不可忽视其效率性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不可偏废其公正性的根本要求。在传统法律文化和现实法制土壤的不利影响下，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行政还是司法”的选择还有与英国情况不同的中国特色。我国传统的“行政”与法治语境下的行政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当我们提及某种所谓“行政化”倾向时，往往缺乏平等、公平、公开、参与等法治意蕴，而我国当前的行政改革正需要诸如这些法治因素的血液。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事实，可谓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座光辉里程碑，在“民告官”成为可能之时，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开始重视政府法制工作，在内部建立法制机构以应对形势之需。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实施，行政复议制度也得以发展和完善。这期间的一个重大变化在于，一种公私届别、权利与权力对峙的观念开始生发，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公民个人可以作为一方独立的主体参与到一种与政府对峙的诉讼构造中，请求中立的公断人来对它们之间的争议做出裁断。尽管实际当中行政诉讼还有种种不如以的地方，但不可否认的事，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进行。（12参见陈端洪：《对峙：行政诉讼的宪政意义》，《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种与行政诉讼相衔接的行政系统内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和行政监督、救济渠道，同样也应成为这场革命的训练场之一，它更需要的是权利与权力的对峙而不是一方乞讨性地申请救济而另一方高高在上给予恩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更应当倾向于司法而不是行政。建立相对独立的复议机构、建立公正透明的复议程序、增加复议的公正性等专家们所展望的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方向（13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P301-302），正表明了应当的选择。
原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