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关于简化我国公民因私事再出境手续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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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


荆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03号）



《荆州市燃气管理办法》已经2013年4月9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李建明

2013年5月13日



荆州市燃气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燃气管理，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维护燃气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燃气事业发展，根据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湖北省燃气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燃气的规划、工程建设、设施保护、经营、使用及安全管理、燃气器具的销售、安装、维修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燃气，是指作为燃料使用并符合一定要求的气体燃料，包括天然气（含煤层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等。

第三条 本市燃气事业的发展应坚持统一规划、分级管理、配套建设、安全第一、节约环保的原则。

第四条 荆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是本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的燃气管理工作。荆州市公用事业管理处负责具体管理工作。

各县（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

工商、公安、质量监督、安全监督、物价及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负责做好有关燃气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五条 各级燃气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上一级燃气发展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燃气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燃气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以及燃气经营网点的布局应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并经燃气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七条 旧区改造和新区开发应当按燃气专业规划配套建设燃气设施。配套建设管道燃气设施的，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暂不具备配套建设条件的，应当预留燃气设施建设用地，经规划批准的预留用地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用途。

第八条 商品住宅小区使用管道燃气的，开发建设单位应与燃气经营企业就建设工期、供气气种与时间等事项进行合同约定，在销售房屋时将相关事项告知购房人，并按约定时间供气。

第九条 燃气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质量监督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禁止无证或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承担设计、施工、监理任务。禁止转包燃气工程。

第十条 燃气工程建设采用设备、材料、构配件等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或行业标准。燃气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和质量监督应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第十一条 燃气工程设计必须经过图纸审查，设计必须严格执行相关规范。燃气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对燃气工程的竣工验收，并在竣工验收后向燃气主管部门备案和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工程资料。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二条 燃气主管部门应会同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划定本地燃气设施保护范围，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在本部门网站及有关媒体上公布。

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一）建设占压地下燃气管线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二）进行爆破、取土等作业或者动用明火；

（三）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

（四）放置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或者种植深根植物；

（五）其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十三条 因建设确需改动燃气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向燃气经营者提出申请，燃气经营者应制定改动方案，报燃气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其改动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资料档案报送等按新建燃气工程管理程序执行。

第三章 燃气经营管理

第十四条 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本地燃气发展规划要求；

（二）有标准稳定的燃气来源；

（三）有符合国家技术标准与规范要求的燃气设施；

（四）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资金、技术与管理人员，以及健全的管理制度与经营方案；

（五）有符合安全规定要求的固定经营场所；

（六）企业管理与技术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并通过相关考核；

（七）有应急预案及相应的应急设备；

（八）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设立燃气经营企业的程序：

（一）向经营所在地的燃气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依照有关规定筹建；

（二）向公安消防、质量监督等部门申办有关审批手续；

（三）持相关资料向燃气主管部门申领燃气经营许可证；

（四）持相关许可文件向工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办理税务登记。

经营燃气运输、储存、灌装的单位，应向公安消防部门申请办理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安全管理手续。

第十六条 燃气经营者必须建立安全责任制，设立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制定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第十七条 燃气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为3年。需要延期的，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许可决定机关提出申请。

第十八条 管道燃气实行特许经营制度。燃气主管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管道燃气特许经营的具体实施。取得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应当与燃气主管部门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并遵守国家、省有关规定。

禁止个人从事管道燃气经营活动。

第十九条 燃气经营者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确保燃气的气质、压力、计量、残液量等符合国家规定标准，保证安全稳定供气，不得无故停止供气，因企业责任造成用户损失的，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向用户赔偿；

（二）受理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与个人用气申请，并与其签订服务合同，建立用户档案，提供良好服务；

（三）用户提出安装、改装管道燃气设施的，应按约定期限及时办理，保证安装、改装质量，并负责通气点火；

（四）向燃气主管部门按期报送经营统计报表和安全管理资料；

（五）对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发生的危害安全行为，及时予以制止，采取措施防止事态的扩大，并向燃气主管部门报告；

（六）法律、法规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燃气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拒绝向市政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供气；

（二）倒卖、抵押、出租、出借、转让、涂改燃气经营许可证；

（三）擅自降压、停气、停业、歇业、调整供气量；

（四）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

（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

（六）要求燃气用户购买其指定的产品或者接受其提供的服务；

（七）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

（八）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瓶装燃气或者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

（九）冒用其他企业名称或者标识从事燃气经营、服务活动；

（十）使用超过检验期限和检验不合格的钢瓶充气；

（十一）用槽车直接向钢瓶充装液化石油气；

（十二）法律、法规等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燃气经营者设置燃气供应站（点），须报经燃气主管部门同意，瓶装气供应站（点）还需取得质量监督部门核发的钢瓶充装许可证后方可经营。设立燃气供应站（点）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设立在机关、学校、医院附近，以及有关部门禁止设立燃气供应站（含汽车加气）的区域；

（二）有防火、防爆及通风良好的存放钢瓶场所，不得占道经营；

（三）站（点）内备有复秤台，便于用户复秤和相关部门检查；

（四）使用由燃气主管部门监制的充装合格标识；

（五）经销与管理人员经过专业培训，持证上岗；

（六）燃气经营者对所设燃气供应站（点）负安全管理责任。

第二十二条 燃气经营者应执行省物价部门制定的燃气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燃气销售价格，应当根据购气成本、经营成本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并适时调整。

物价部门确定和调整管道燃气销售价格，应当进行听证，征求管道燃气用户、管道燃气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二十三条 燃气经营者因施工等原因需降压或暂停供气的，应提前72小时予以公告或者通知用户和燃气管理部门，并将通知的内容在媒体上公布。暂停供气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36小时。在当日的22时至次日的6时之间不得恢复供气。

第二十四条 燃气经营者停业、歇业的，应事先对其供气范围内的燃气用户的正常用气作出妥善安排，并在90个工作日前向所在地燃气主管部门报告，经批准方可停业、歇业。

第四章 燃气使用管理

第二十五条 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燃气经营者应按有关规定设置燃气设施保护装置与安全警示标志，并指定专人对保护装置与安全警示标志进行日常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确保燃气设施的安全使用。

第二十六条 燃气用户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使用规则正确使用燃气；

（二）禁止盗用或者擅自转供燃气；

（三）不得对液化石油气钢瓶加热；

（四）禁止私自倒灌瓶装气和倾倒残液；

（五）禁止擅自改换钢瓶检验标记；

（六）禁止自行安装、改装、拆除燃气计量器具及相关燃气管线等设施；

（七）其他应遵守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燃气用户有权就燃气经营的收费和服务质量向燃气供应企业查询、投诉。企业应设立查询电话，安排专人受理查询。燃气用户认为不符合服务标准，相关企业拒不答复或处理的，可向燃气主管部门投诉；对不符合收费标准的，可向物价部门投诉。

第二十八条 未通气的管道燃气用户安装燃气燃烧器具后，还应当向燃气供应企业申请通气验收，通气验收合格后，方可通气使用。

管道燃气用户应按规定交纳气费。逾期不交或经催告仍不交费的，燃气经营企业可依照合同约定中止供气。未经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同意，管道燃气用户不得擅自改变燃气使用性质，用户确需改变的应向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提出申请，企业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5日内答复。

第五章 燃气器具管理

第二十九条 从事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通讯工具；

（二）有4名以上具备工程、经济、会计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其中有工程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2人；

（三）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安装、维修作业人员；

（四）有必备的安装、维修的设备、工具和检测仪器；

（五）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

第三十条 在本市销售燃气燃烧器具必须具备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合格证和质量检测合格报告。销售管道燃气燃烧器具还应当经具备法定资格的检测机构进行气源适配性抽样检测的检测结果报告。燃气主管部门应对销售燃气燃烧器具单位持相关证书情况进行检查。

燃气主管部门应将本地销售企业所持有的燃气燃烧器具证件情况、检测结果，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种类、气质成分等情况通过本部门网站或有关媒体公布。

第三十一条 从事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的企业，应取得市燃气主管部门核发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证书》，并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后方可开展业务。对取得资质证书的安装、维修企业，由燃气主管部门编制本地《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目录》，通过本部门网站或有关媒体公布。

从事燃气燃烧器具维修的企业，应当是燃气燃烧器具生产企业设立的，或者是经燃气燃烧器具生产企业委托设立的燃气燃烧器具维修企业。

第三十二条 用户需安装、改装、迁移或者拆除燃气燃烧器具，应委托由持有资质证书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企业进行。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企业在接到用户安装、维修申请后，应按约上门服务，指导用户正确使用燃气燃烧器具，并建立用户使用档案。

第三十三条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受理用户安装申请时，不得指定用户购买某种品牌的燃气燃烧器具；

（二）安装燃气燃烧器具应执行有关技术规范，使用安装材料和配件应符合有关标准，在用户提供不符合标准的燃气燃烧器具，或提出不符合安全规定的安装要求时，应当拒绝安装；

（三）燃气燃烧器具应安装在家用燃气计量表后，未经燃气经营企业同意，不得移动燃气计量表及表前设施；

（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完毕并检验合格后，安装人员应给用户出具安装合格证书，证书应包括安装企业的名称、地址、电话等事项；

（五）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应设定保修期，保修期限不得低于1年；

（六）接到用户报修请求后，燃气燃烧器具安装企业应在24小时内或者在与用户约定的时间内派人维修。

第六章 燃气安全管理

第三十四条 建设单位在办理规划许可手续之前，应到城建档案部门或燃气经营企业查询施工范围内地下燃气管线的相关情况，相关单位应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确保燃气设施运行安全；管道燃气经营者应当派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导。

第三十五条 燃气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燃气事故统计分析制度，定期通报事故处理结果。

燃气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对燃气经营、燃气使用的安全状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通知燃气经营者、燃气用户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采取措施，及时组织消除隐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六条 燃气经营者应制定本单位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配备抢险车辆和器具，并对抢险人员定期进行专门培训。

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后，燃气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根据有关情况启动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燃气主管部门应责令责任单位或个人限期改正，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八条 燃气经营者、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因燃气设施安装、维护不当等原因给用户造成损害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燃气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燃气设施，是指人工煤气生产厂、燃气储配站、门站、气化站、混气站、加气站、灌装站、供应站、调压站、市政燃气管网等的总称，包括市政燃气设施、建筑区划内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燃气设施以及户内燃气设施等。

（二）燃气燃烧器具，是指以燃气为燃料的燃烧器具，包括居民家庭和商业用户所使用的燃气灶、热水器、沸水器、采暖器、空调器等器具。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有效期5年，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10月29日印发的《荆州市城市燃气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27号）同时废止。


理解取保候审适用条件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王占洲 林苇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法二系刑法教研室 贵州 贵阳550005）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团委 贵州 贵阳550005）
摘要：在我国目前对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规定中，尚存可能发生理解分歧的问题，已无法满足提高司法透明度和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因而有必要从理论高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保证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内容以及领会其中蕴涵的法律精神能够被清楚、准确地理解。
关键词：取保候审 适用条件

《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的取保候审适用条件是司法机关办理取保候审的法律依据，从法理上讲，法定的适用条件无论是对适用者还是被适用者都应当是明示的并且应当是明确无争议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我国立法中普遍存在的因追求叙述简练而造成发生理解分歧的问题在这些规定（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也同样存在，而且这种理解上的分歧已经让司法实践中的司法人员和刑事诉讼当事人对取保候审适用条件感到困惑，反映在实际操作上就是无法满足提高司法透明度和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因而准确地理解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内容以及领会其中蕴涵的法律精神，对整个取保候审制度的操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下我们对司法实践中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作一论述。
一、在理解时要注意《刑事诉讼法》第51条中所谓的“可能判处”的具体含义。
这里“可能判处”的刑罚不是绝对地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文中的法定最高刑，也不是指该条文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某种罪名的法定最高刑，当然更不可能是法定最低刑。在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中“可能判处”的刑罚是指承办案件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初步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所认定的对其可能适用的刑罚，或者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事实应当适用的具体刑法条文对其可能具体适用的刑罚。当然在最终适用时可能是最高刑也可能是最低刑，这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必须根据涉嫌的犯罪事实来决定，而绝不能简单地以其涉嫌的犯罪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款中法定最高刑或最低刑作为其“可能判处”的刑罚。“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即指司法机关根据初步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所认定的对其可能适用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根据司法机关已经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所认定的对其可能适用有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上述论证基本可以解决理论上对“可能判处”的理解问题，但在实际操作时还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比较典型的有：
（一）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是否需要证明？
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即简单地认为认定“可能判处”的刑罚是一种自由心证，对嫌疑的犯罪，只要刑法的相关条文或量刑幅度中规定有的刑罚手段，均可以认为是“可能判处”的刑罚，而无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证明，并认为这就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项刑事司法权。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它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是非常有害的。理由有：1、刑法在规定法定刑时采用的是相对法定刑的原则，而且尽管为危害程度不同的犯罪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但法定刑通常都只一种量刑幅度，不可能做到对一种犯罪明确地规定适用哪一种刑罚，例如第234条第1款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235条 “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都属于这种情况，在同一个量刑幅度中既有有期徒刑也有拘役或管制，如果对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不加证明，便无法区分到底应当适用有期徒刑还是管制或拘役。而如果将这种确认交由司法机关任意选择的话，那么《刑事诉讼法》又有什么必要在第51条中分别规定两种不同的适用条件呢？2、司法工作人员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可能判处”何种刑罚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假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为前提而做出的对其适用刑罚处罚的预判决，或者说是一种模拟审判中的模拟判决，但无论将其称之为假设还是模拟，从逻辑上讲，都是先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的某具体犯罪，然后才能得出根据其犯罪事实可能适用何种刑罚的结。对此，曾经有同志提出，既然未经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就认为人家有罪，这不是违反“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吗？当然这一考虑是多虑了，因为“确定有罪”与“假定有罪”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容上却千差万别，两者完全不能等同。但这毕竟说明了一个问题，认定“可能判处”的刑罚实际就是在预演人民法院的审判和判决，那么它也必须遵循人民法院审判和判决的原则，去对“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涉嫌的犯罪事实进行证明，只不过在证明的程度上不可能要求其完全达到人民法院审判和判决的标准，但至少有三点是必须证明的，即应当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施的，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符合刑法分则关于某一具体犯罪的全部犯罪构成具体的量刑幅度。
（二）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是否包括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这也是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有些司法工作人员特别是侦查、检察人员容易忽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并认为这些情节应当是人民法院审判时由律师和法官考虑的问题，在审前阶段则无须考虑。但事实上，对于实施了相同犯罪行为的被告人，因为其犯罪情节的不同会最终导致适用不同的刑罚，在认定“可能判处”的刑罚时如果不考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情节，那么最终结论也就不可能是准确的，例如甲乙两个被告人同样是因为过失行为致被害人重伤而触犯了刑法关于过人致人重伤罪的规定，原则都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量刑幅度内决定对他们适用的刑罚，但实际适用的刑罚会因为犯罪情节上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甲如果没有任何罪轻情节，对他适用的刑罚就可能是有期徒刑包括最高刑三年，而乙如果有自首或立功或防卫过当等罪轻情节，对他适用的刑罚就极有可能是拘役。虽然这时对“可能判处”的刑罚的认定只是一种发生在程序意义上的对实体判决的预测，不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终的实体判决造成直接影响，但这肯定会影响司法工作人员对强制措施的选择，当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强制措施时，司法工作人员对其认为“可能判处拘役、管制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的概率非常大，而对其认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更愿意适用逮捕。这种影响显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是直接相关的。据此，我们认为认定“可能判处”的刑罚时应当考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三）司法工作人员是否需要将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这也许是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处理取保候审时最不耐烦的一个问题，告诉他们“可能判处”刑罚的结论还不够吗？难道他们还不清楚他们自己的罪行吗？告诉他们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有什么用？他们有权利知道吗？基于这样一些想法，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通常不会将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面上看起来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样做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而且没有实际的意义，好象只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但事实这来源于深层次的观念上的原因，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已经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定为罪犯，认为对其适用强制措施只不过在对其适用刑罚之前履行的一些必要的手续，既然最终都会被适用刑罚，适用或者不适用强制措施、适用这种或那种强制措施又有什么区别呢？对于决定者来说的确是没有什么区别，但对于被决定者来说却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尚不能肯定会被确定为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是否受到不必要的非法的限制或者剥夺。而且，即使是经过精密的诉讼程序由专业博学的法官所做出的刑事判决也不能完全保证其内容的准确性，对此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有异议，立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审判监督程序等等也都是因为发生错误的可能性是不可 避免的，也许这种不可避免的错误会在很长时间里持续存在。相比之下，不经审判而由司法工作人员个人（特别是那些未受过专业教育的侦查员）依据尚不能确定的信息所做出的对未来“可能判处”的刑罚的推测，则更容易发生错误。虽然立法者无视这种错误发生的可能性或者是认为这种错误对整个刑事诉讼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没有为这种可能发生的错误设置相应的救济程序，但被决定者总有权利通过其它程序来解决这种错误罢，比如说控告（第14条第3款“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要提出的控告需要有明确的理由和证据，而这理由和证据很多时候就存在于司法工作人员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里。因而，我们认为司法工作人员需要将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然可以设计专门的程序以使这种告知是不会加大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二、在理解时要注意《刑事诉讼法》第51条中“可以取保候审”的含义。
准确的说就是要注意正确理解“可以”在本条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含义。本条中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这是一个典型的授权性规定，即赋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和公安机关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的权利，问题在于这项权利到底有多大。司法实践中的司法工作人员通常将这项权利理解为“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适用取保候审，也可以不适用取保候审”，理由是在法律规定中“可以”本身就是一个或然性规定，当规定可以做某事的时候，这里就包含着可以做某事和可以不做某事两种权利，而选择其中任何一项权利都是合法的。这种理解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即当申请人以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或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为理由向司法机关申请取保候审时，司法工作人员在不能推翻申请人的理由的情况下，也能随意地拒绝申请人的取保候审申请，其依据同样是第51条，既然法律只是规定“可以取保候审”而不是“应当取保候审”，那么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论是决定适用取保候审还是决定不适用取保候审都不违反第51条的规定，都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例如甲涉嫌收赃罪（《刑法》第312条“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被立案侦查，侦查中甲供认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因未能提供侦查人员要求提供的向其销售赃物的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被侦查人员认为其不配合侦查，存在通知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同其他犯罪嫌疑人串供的可能性，遂以《刑事诉讼法》第60条为依据，认为甲属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批捕获准后，即对甲依法逮捕。三周后同甲有联系的所有其他犯罪嫌疑人均已归案，甲的律师便以原来逮捕的理由已不存在、对甲适用取保候审已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为由向公安机关申请取保候审，公安机关的承办人员在不能推翻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理由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取保，并告知律师《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符合第51条的情况下只是“可以”取保候审，办案人员有权根据办案需要选择同意取保候审或者不同意取保候审。而他选择了不同意取保候审，因为他认为继续羁押能够更方便其办案的需要。本案中办案人员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但这种做法及其支持这种做法的相关认识是否真正反映了《刑事诉讼法》第51条的立法原意呢？对此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我们认为这种认识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第51条的立法原意，理由有如下几点：
（一）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可以A”这一或然性表达式当然包含有“既可以A也可以非A”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在任何情况下“既可以A也可以非A”都是“可以A”所要反映的唯一内容。首先，从模态真值表我们可以看出，“可以A”与“可以非A”之间的关系是“两者决不同假，两者有时同真”，也即“可以A”和“可以非A”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无条件的同真，而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或者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同真，因而，“可以A”同“既可以A也可以非A”之间并不具有唯一性。其次，从表达式的解释来看，对一个模态表达式的解释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可能存在四种解释方法即逻辑解释、动因解释、价值解释和命令解释，而且每一种都还需要参照某些逻辑之外的因素作相应的辅助说明（如：在逻辑解释中——涉及陈述的命题，因而涉及有关知识；在动因解释中——涉及作为有关事物原因的一系列现实因素；在价值解释中——涉及到某人的评价；在命令解释中——涉及特定部门要履行某事态有那些有效规范）。具体反映在“可以A”这一表达式中即为：在逻辑解释中，“可以A”是指在我们已知的命题中（即在已知为真的命题中），没有任何命题会推出‘A’为假，即假定命题A不会与已知的真命题相矛盾；在动因解释中，“可以A”表示在这个情况下不存在使“A”不能出现的因素，或者说不存在引起非A事态的原因；在价值解释中，“可以A”是指如果是A，那么按某种评价，这并非不好；在命令解释中，“可以A”这一表达式的内容比较复杂，需要考虑到事实A（关于某人的行为）和某些规范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这类情况中，“可以A”这一表达式是在多种意义上使用的。再次，从模态命题的内容来看，对表示“可以A”的或然命题（problematic propositions)也存在着两方面的理解——单向的可能性（unilateral possibility)和双重的可能性（bilateral possibility)，双重的可能性是指“可以A”包括既可以A又可以非A，而单向的可能性则指“可以A”只涉及到可以A这一种情况，而没有考虑是否可以非A的情况。据此我们可能看出，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讲，“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并不能绝对地等同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可以取保候审又可以不取保候审”。
（二）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如果将“可以取保候审”完全等同于“既可以取保候审又可以不取保候审”，有悖于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立法法》第6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所谓“科学地规定”是指法律规定必须清晰明确，不会使公民在理解时出现重大疑惑，所谓“合理地规定”是指法律在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时必须遵循权利义务相一致、权利制约的原则。而如果将“可以取保候审”当作“既可以取保候审又可以不取保候审”来理解（以下简称无条件的双重可能性理解），则不符合这两项要求。首先，这种理解使得《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失去效能，不仅普通公民甚至连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也无法确认适用取保候审的最终适用条件。“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或“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从《刑事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来看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无条件的双重可能性理解中，这一规定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具有条件的特性，因为在符合上述两种情形的情况下，司法人员仍然可以在“可以取保候审”或“不可以取保候审”之间进行选择，而且当什么时候“可以取保候审”什么时候“不可以取保候审”，却不是明示的，具体说就是司法人员在选择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时，《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的两种情形已不再是条件（因为它并不能决定司法人员是否适用取保候审），可能说它是前提要更为恰当一点，即当且仅当符合这两种情形时，司法人员才会考虑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但是具体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适用取保候审却不清楚，那么司法人员到底是以什么作为判断是否取保候审的法定依据呢？对“可以取保候审”作无条件的双重可能性理解时，这种缺陷实际上是无法弥补的。其次，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司法人员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的权利事实上是变得无限大。按照这种理解，司法人员可以自由地判断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而无须去考虑这种决定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因为在这种理解中，“可以取保候审”被解释为绝对的授权性规定，即其本身就已经包含有做出“既可以取保候审也可以不取保候审”两种判断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判断的权利没有任何的限制，既没有明示的法律条文中的直接的限制，也没有法理上的间接的限制，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司法人员可以凭其个人好恶来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无须任何理由也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当然实践中的同志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很多人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因为这本来就是法律赋予司法人员的一项自由裁量权，据此，司法人员当然可以自由地决定取保候审的适用了。但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对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曲解，从法理上讲，自由裁量权从来都不是一项无限制的权利，它在法学理论、法律规定、适用者和适用对象等多方面都存在着的明显的限制条件。
综上，我们认为对“可以取保候审”不能绝对地理解为“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可以适用取保候审，也可以不适用取保候审”，而是应当作附条件地理解，即司法机关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适用取保候审，但在特殊情况下不能适用取保候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