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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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水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
山东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水路运输安全管理，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水路运输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水路运输安全管理应当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统一管理的原则，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水路运输安全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路运输安全的行业管理工作，其所属的港航机构具体履行管理职责。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乡镇船舶、渡口、浮桥的水路运输安全工作，并可设置相应的机构或人员从事具体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从事水路运输经营的，必须取得相应的资格，并在核准的范围内经营。
水路运输经营资格实行审验制度。经审验合格、符合安全运营条件的方可继续经营。
第六条 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为社会提供安全、便利、优质服务。其主要负责人应对其经营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全面负责。
水路运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卡、收费、罚款和非法拦截、检查船舶。
第七条 水路运输经营者必须严格遵守水路运输安全生产规定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加强对所属船舶、设施及人员的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
第八条 水路运输经营者必须按照核定的船舶、航线、班次、停靠港（站、点）从事旅客、旅游及集装箱班轮运输，不得擅自取消、变更或者增加、减少航线、班次和停靠港（站、点）。确须取消、变更或者增加、减少的，应提前30日向原批准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后至少提前7日
公告。
因不可抗力等因素临时取消客运班次的，应当及时公告，并办理乘客全额退票。
第九条 从事海上旅客运输、客滚船运输的，必须按照《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ＩＳＭ规则）建立安全管理体系，明确内部岗位职责权限，制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管理程序、应急预案以及环境保护目标。
第十条 从事船舶修造的，必须经船舶检验机构进行技术认可，并经设区的市以上港航机构核准后方可经营。
船舶及其设计图纸必须经船舶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审查。未经检验、审查或者经检验、审查不合格的不得销售和使用。
第十一条 船舶航行、作业，必须持有合法有效的证书，配备有效的消防、救生、应急等设施，具备国家规定的适航条件。
客滚运输船舶、货物运输船舶航行、作业，除符合前款规定外，还必须采取有效的加固措施。
严禁无船舶证书、无船名船号、无船籍港的船舶航行、作业。
第十二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单船水路运输经营者以及不具备船舶检验机构核定的抗七级风性能的船舶，不得从事国际、省际旅客运输。
摩托艇不得从事海上旅客运输；从事水上旅游活动的，必须在港航机构确定的水域内进行。
第十三条 船舶航行、停泊、作业时，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超客、超载、超拖、超航区、超抗风等级航行；
（二）非载客船舶载客；
（三）不符合夜航条件的船舶夜航；
（四）危害其他船舶运输安全和水上设施、堤防安全；
（五）违法装运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
（六）其他危害水路运输安全的行为。
第十四条 在船舶上任职的船员，必须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接受安全、专业等培训考试，并取得相应的有效适任证书后持证上岗。
船长除按前款规定取得相应的适任证书外，还必须具备较强的安全责任意识和管理、指挥、操纵船舶的能力，以及丰富的水上航行经验。
第十五条 船长必须严格遵守有关运输安全的规定和制度，全面掌握船舶技术状况及船员业务素质，检查落实船舶运输安全岗位职责，有效指挥船舶安全航行作业及船舶遇险救助，并对船舶的管理和安全驾驶负直接责任。
第十六条 轮机长必须全面掌握机舱各类设备的性能和运行状况，组织轮机人员对设备及时进行维护保养，适时指挥轮机人员启动并正确操作应急设备，并对船舶轮机的安全运行负直接责任。
第十七条 除船长和轮机长之外的其他船员，必须熟练掌握岗位技能，履行岗位职责，严格遵守值班规则和操作规程，并对本岗位的安全生产负直接责任。
第十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港口、码头，建设单位应当向当地港航机构提出申请，并由当地港航机构逐级报经省交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家和省有关部门批准。
未经审核、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建设港口、码头。
第十九条 港口或其他货物运输码头，不得为无水路运输经营资格或者超越经营范围的船舶装卸货物，不得擅自变更港口、码头用途。
渔港、货主码头从事水路运输经营业务，必须按程序逐级报经省交通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从事旅客运输和旅游运输的港口、码头、客运站、渡口，应当根据旅客流量设置相应的应急、候船、售票等安全服务设施。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港口水域和航道内倾倒废弃物、养殖、捕捞、种植碍航植物及从事其他影响水路运输安全的活动。
水产养殖、碍航植物侵占港口水域和航道的，由辖区海事机构责令养殖业户限期清理。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公安、渔业等部门协助清理。
第二十二条 在港口水域和通航水域进行水上水下施工或者从事有碍水路运输安全的作业、活动，施工或者主办单位必须事先报辖区海事、港航机构批准，并由海事、港航机构发布航行通告或者航行警告。
行洪、泄洪影响水路运输安全时，有关部门应事先通知港航机构，并协助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水路运输安全。
第二十三条 水路运输经营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并按规定对旅客进行危险品检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携带危险物品或者承运人公告的禁带物品进港、乘船。托运危险物品的，必须按照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办理，不得谎报品名、隐瞒货物性质或者在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货物。
第二十四条 船舶、设施遇难或遇险以及发生交通事故危及船舶、设施安全的，船舶、设施及其所有人、经营人必须立即组织采取救援、求助等应急措施，并迅速向就近的搜救中心或海事机构报告。
搜救中心或海事机构接到报告后，必须立即组织救助。当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及时救助。有关部门、单位和就近的船舶、设施，必须服从搜救中心或海事机构的统一指挥。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的，由交通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港航机构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1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予以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3万元以下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应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九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2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处3万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对航行、作业的船舶予以没收，并可对船舶所有人处船价2倍以下罚款；
（六）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并可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水路运输安全管理其他规定的行政处罚，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依法追究其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水路运输安全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从事渔业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及用于渔业生产的船舶、设施、港口、码头，适用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1月22日
刑讯逼供预防——功能缺失的替代

孔 一

研究中的刑讯逼供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如殴打）或变相肉刑（如冻饿），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则不一定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犯罪是指有责（cupability）的人或人的集群实施的具有一定强度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刑讯供逼发端于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各国相继废除刑讯供逼。 18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酷刑。有关资料表明：及至20世纪的今天，刑讯逼供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世界各国。我国每年因刑讯逼供立案查处的案件在400起左右。 而我国刑法已经对刑讯逼供犯罪的处罚做了相当严厉的规定，我国政府已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98年10月5日又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宣言》上签了字。为什么会有这应然与实然的矛盾，这是本调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现阶段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主要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研究中设计了性别，年龄，参加公安工作的时间，审讯嫌疑人的数量，参加公安工作前的职业背景等5个自变量；对刑讯逼供、律师提前介入的评价，所在地区的刑事案件破案率与不采用刑讯逼供条件下的刑事案件破案率，刑讯逼供取向，易被刑讯的嫌疑人类型（该变量又划分为身份，地区，犯罪类型，审讯中的态度4个次级变量），办案中刑讯逼供的频度，刑讯逼供原因的归咎等6个因变量。刑讯逼供犯罪在我国历来被归类于职务犯罪，以前的研究侧重于“职务"而有意无意的与一般类型犯罪相区别。这就使得这些研究没有能利用犯罪学已有的成熟的理论、方法去研究刑讯逼供。笔者则把刑讯逼供看作一般类型的犯罪并与其他犯罪做了比较研究，较多地从社会因素、个体心理因素做了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偶遇问卷调查（笔者亲自到干警宿舍发放问卷）和个别访谈的调查方式。调查以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进修专科学历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刑警队、派出所）公安干警为对象（其中近二分之一是全国公安战线的“英模”）。问卷调查实施过程中即对部分干警就刑讯逼供问题进行了访谈。调查对象中女性占8.20%；参加公安工作时间4年以上的占86.35%；审讯嫌疑人100人以上的占77.77%。问卷除21份由笔者的同学实施调查外其余50份均由笔者亲自调查。剔除无效问卷10份（题目要求单选而多选的、问卷中有答案自相矛盾的、未全部填答的）最后回收有效问卷61份。对以上资料作一般统计外，还对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专业化程度，职业背景与刑讯逼供取向分别做了x2检定（a均取0.05）检验。
文献综述
一、法律文件
罗马帝国《加洛林纳法典》第31条规定“假如某人被怀疑对他人有损害行为，而嫌疑犯被觉在被害人面前躲躲闪闪，形迹可疑，同时嫌疑犯又是可能犯这类罪的人，那么这就是可以使用刑讯的证据”。 《唐律疏仪.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词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 《世界人权宣言》（1948.12.10）前言宣示：“人类一家，对于人人固有尊严及其平等不移权利之承认确系世界自由、正义、和和平之基础”，第5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容加以酷刑，或使以残忍、不人道或侮慢之待遇或处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宣言》（1996.12.9）第七条亦有类似规定。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12.10)则是国际法关于刑讯逼供的专门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二百三十二条 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学者著述
“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汉书·路温舒传》）。“榜掠千金，不胜痛，自诬服”。（《史记·李斯列传》）是中国古代学者对刑讯逼供的置疑与讽刺。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C.R 贝卡利亚（1758-1794）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刑讯逼供这种“合法的暴行”是强权的反映，“它只能使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其根源在于：1.“与该国受到尊重的公共观念具有某些联系”。2.“一些法庭把犯人的交代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汉斯·约阿希姆·施耐德（1928- ）称刑讯是“当权者的政治犯罪”。刑讯逼供的原因是1.专制政府制度下人们认为刑讯是维护国家和公益所必要的。2.权威的命令。 我国学者则大多认为现阶段我国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有审讯者个人素质底，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民主法制不健全，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等。
调查结果
一、刑讯逼供的现状
问卷调查显示：47.54%的调查对象对嫌疑人有过很多次或多次“粗暴行为”，只有11.48%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有过”。当问及“如果已知某人确实实施了强奸，而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犯罪。您作为审讯员会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办法还是放弃审讯”，有83.61%的调查对象选择“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很讲道德的社会，强奸历来被认为是严重悖德的行为，如果题目改用其他犯罪（如盗窃），选择放弃审讯的人数可能会有所增加。有75.41%的被调查者认为“全国有80%的刑警从不打人，但破案率很高”这一说法不可信或非常不可信，认为可信或非常可信的仅占9.84%。
二、刑讯逼供的特点
（一）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性别特征
问卷统计的x2 检定表明性别与刑讯逼供取向不相关（x2 0.05（1）=3.841＞ x2=0.408）这就是说，增加女性审讯员的数量并不能改变刑讯逼供的状况。
（二）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文化程度特征
问卷统计的Ｘ2检定表明调查对象的刑讯逼供取向与文化程度不相关（x2 0.05（2）=5.991＞x2=3.121）。因此，刑讯逼供者在文化程度上无特征。
（三）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职业背景特征
问卷统计的x2检定表明，调查对象的刑讯逼供取向与职业背景（毕业分配，社会报考，部队转业，其它部门调入）不相关（x2 0.05（3）=7.815＞x2=2.002）。与专业化程度（警校，高中）也不相关（x2 0.05（1）=3.841＞x2=3.773）。
分析与讨论
问卷调查显示对刑讯逼供归因按重要度有如下排序：1、部分干警知识能力有限（占25.41%），2、警力少，案件多，但又须及时结案（占19.13%），3、由于经济等条件的限制缺乏可采的有效技术方法 （占17.76%）4、刑事司法制度自身的局限（占13.93%），5、警察工作超负荷，心理压力大，精神紧张（占9.56%），6、部分嫌疑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占7.65%），7、其它（占6.56%）如历史原因，领导怂恿等。笔者认为刑讯逼供的原因相当复杂，但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一、社会原因
问卷统计显示被调查者认为容易挨打者：外地人占68.09%，身份不明者占25.53%,当地人仅占6.38%。地域相距越大，地缘越弱，与审讯者的关系越弱，用于与审讯者对抗的资源也更难获取，对审讯者来说打外地人比打当地人更为安全，有利；盗窃嫌疑人比例高达35.29%占第一位。这与实践中70%以上的案件是盗窃犯罪有关，也与盗窃犯罪人绝大多数为劣势群体有关。嫌疑人因为在审讯中对审讯者蛮横无礼而易于挨打者占38.64%，与不讲实话的共居第一位。审讯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口供，而嫌疑人与对审讯者蛮横无礼与审讯目的并不直接背反，这就是说，38.64%的人并不完全是因为口供的原故而被刑讯。他们挨打的原因很可能是“态度不好”。易被刑讯逼供者中农民和无业者占95.35%，（见表4-12）远高于一般类
易被刑讯逼供者与一般类型犯罪被害人的职业比较 表4-12 （%）
农民 工人 工职人员 学生 无业 商人 合计
易被刑讯逼者①一般犯罪类型②被害人 53.9430.30 0 27.9 0 11.6 0 8.1 41.85.50 4.657.40 100 90.8*
资料来源：①问卷统计 ②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原资料不详 。
型犯罪被害人中农民和无业者的比例（35.80%）。我国社会的经济，权力 ，赞誉三类工具性资源之间的相关程度较高，且社会流动性较小，这就决定了较高的社会不平等程度。 深层敌意 则根植于现行的社会结构，根植于连结人的多元的不平等关系之中，这种敌意的极端表达形式即是犯罪劣势群体往往以传统犯罪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现行规范，秩序和优势群体的敌意。他们在审讯中对代表和维护现行制度的优势群体有着最深的敌意，加之对审讯目的的否定，使他们对审讯者有一种天然的反感 。审讯者则是得益于现行制度的优势群体，他们对传统犯罪嫌疑人也有着同样的感情，这就使双方从开始就处于敌对状态。刑讯逼供正是这种敌对状态的一种反应。相对优势群体（如警察）利用权力这--工具性资源，对权力、金钱、道德、知识都匮乏的绝对劣势群体（如农民）施加了强力。绝劣势群体因为缺少进入社会阶梯的资源而犯罪，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一方面，没有可能在很讲人情但阶层观念很盛的中国社会去结交警察，另一方面，也不足使审讯者由于畏惧将来的威胁而退缩。多元不平等导致劣势群体选择犯罪，而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鉴，他们连道德这唯一的资源也丧失了。刑讯逼供即是给嫌疑人贴上罪犯标鉴之后，对一无所有者的暴虐。
二、 经济原因
（一）刑讯逼供犯罪收益高
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事件都可以用“利益”来解释。刑讯逼供更是审讯者利益权衡的结果。问卷统计表明：刑事案件平均破案率为52.21%，若不采用刑讯逼供手段破案率则下降到37.13%，下降15.08%（占总破案率的28.88%）。可见刑讯逼供的确是“破案的有效手段”，这也正是其存在的客观依据。破案率是衡量一个警察部门、一个警察工作的重要标准。对刑警而言，某种情况下，这成了唯一的标准。在没有更为便捷有效的侦讯方法的前提下，警察会冒险采用非法但有效的方法--刑讯逼供。这虽然冒险，但并不危险，因为（１）针对的是劣势群体，他们缺乏与之对抗的有效的工具性资源。（２）缺乏有威胁的审讯监督。在实践中，律师“提前”介入阻力重重，问卷调查也显示有54.10%的被调查者认为“律师提前介入不适合中国国情”。（３）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安全”目的和线性结构决定了公、检、法在整体目标和利益上是一致的。要想让检察官，法官去追诉警察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难以做到的。
（４）“刑讯逼供是为惩罚犯罪，为了国家和公益”这不仅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默认，也被部分群众所认同。这是刑讯逼供者在“道义上的胜利”。这使得刑讯逼供犯罪难以发现和追诉，刑讯逼供犯罪人难以得到应有惩罚。可见，刑讯逼供是一种高收入低风险的犯罪 ，在利益驱动下，许多人采用了它。
（二）经济条件的限制增加了刑讯逼供的选择可能性
在某种意义上，侦察破案就是收集证据，嫌疑人供述是证据的一种，也是获取其它证据的重要线索，因此，在侦察阶段口供往往比其它证据更为重要。正如一位调查对象所说：“如果不要口供能破案，还有谁愿意打人。”经济实力薄弱使一些警察部门无力拥有如唇纹、声纹、ＤＮＡ物证检验技术、设备和人才。这就使一些可以采用的，甚至相当有力的证据难以采用。在团伙犯罪中，来自不同案犯的各种证据构成强有力的证据群。一旦有的案犯潜逃，案件侦察难度会大为增加。公安机关因为办案经费少，案件多，警力不足往往无力去异地抓捕。一个基本事实：警察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刑警平均每天工作１０小时以上），心理压力大。他们没有可能在每个嫌疑人身上耗费很多的时间，并且缺乏更为有效的审讯技术。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审讯技术研究应用滞后，另一方面警察在岗业务培训机会很少。这与警力不足直接相关，警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是经济投入少。
三、法律原因
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是“安全”，“它是为我国社会认同，在立法中预先设定，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满足的特定利益”，“是由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这一目的实现的必然途径是扩张国家权力限制个体权利。涉讼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始终处于被怀疑、被否定、被限制的弱势地位， 而司法机关则有很大的自由和权利。刑讯逼供正是实现安全目的的极端表现，实质上是侦讯人员对嫌疑人做“有罪推定”并施加了刑罚，但处罚的主体是非法的--僭越了法官的权利，处罚的方式也是非法的--肉刑。现代国家安全目的所决定的诉讼结构一般是以线性结构为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这在我国尤为典型。这种结构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司法一体化”“侦、诉、审三机关虽然职能不同，但目标一致彼此合作甚至合为一体”。 具体表现为“警检关系密切化”，“诉、审关系接近化"。 在这个意义上追诉刑讯逼供犯罪实际上是自我追诉。我国刑法虽然对刑讯逼供犯罪做了相当严厉的规定，但司法并未严格依法，这不仅使刑讯逼供者侥幸心理强化，也使有意控告刑讯逼供犯罪的受害人望而却步。
证据调查立法的历史沿革如图所示：神示裁断法→审讯问案法→勘验鉴定→察访询问法→人身识别法。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客观性证据的证明力己经远远超过主观性证据。嫌疑人陈述的一个方面就是自证其罪，而作为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提供的“证据”是大可怀疑的。在我国，不仅警察，甚至法官对有罪的供述都有天然的信赖感，由“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的使用频率可见一斑。这就人为的赋予了口供不应有的证明力，使其重要性达到不恰当的程度。
四、历史原因
历史不只存在于过去它还存在于现在和将来。
儒家文化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推崇“以礼治国”，而礼最本质的精神在于“别异”。所谓“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也！”“上下有义，贵贱有分，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径也”。“礼”实质上就是各种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名行其所当行之事，不愈其矩。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道德化的，法律是推行“礼”的一种手段。这使中国社会的等级化被制度化，形成了费孝通先生讲的 “差序格局”。 其中最主要
的有三个等级模型（见图4-11-13）

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一个或多个等级模型之中，一个模型中的优势地位在另一个模型中可能就变为劣势。所以，每个人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的。平等是民主、自由、尊严的基础。这就是中国社会缺乏民主、自由精神和尊严观念的根本原因。刑讯逼供正是优势群体对劣势群体权利、尊严的公然侵犯。
古代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权力是社会场的中心，权力是靠强力获得和维系的。权力的运作实际上是一场施虐与受虐的“虐恋”游戏。 （见图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