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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
“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根因

殷 武*
（西北政法学院，西安，710063）


摘 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近些年来法学界、经济学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公司法》从立法上确立了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本文试图对这一模式形成的根因予以分析。
关键词：公司法人治理 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法哲学 产权基础

一、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问题，近些年来始终是公司法中的一个热点与难点[1]，也是法学界、经济学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所谓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也称之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经营者和监督者之间透过公司权力机关（股东大会），经营决策与执行机关（董事会、经理），监督机关（监事会）而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协调运转和科学决策的联系，并依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予以制度化的统一机制[2]；通俗地讲，就是公司的领导和组织体制机构，通过治理结构形成公司内部的三个机构之间的权力的合理分配，使各行为人权责明确，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关系，保证公司交易安全，运行平稳、健康，使股东利益及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等）共同利益得到平衡与合法保护。
我国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的规定，从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公司法分别设立股东大会（第一百零二条），董事会（第一百一十二条），监事会（第一百二十四条）来分别行使决策权（第一百零三条），经营权（第一百一十二条），监督权（第一百二十六条）；即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并由其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把公司法人财产权委托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代表公司运作公司法人财产权并聘请经理等高级职员具体执行，同时股东大会与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监事组成监事会，由其监督董事会，经理行使职权[3]，这样从立法上形成了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二、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根因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4]。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的确立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该模式的形成是由现阶段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产权基础所决定，在借鉴西方 “三权分立”学说及西方公司治理模式的经验基础上确立的。
1、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是“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哲学基础
为什么要进行公司法人治理？即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是什么？这是研究公司法人治理必须解决的问题，它是进行公司治理，建立公司治理模式的前提条件。
哲学上，价值论就是研究客体有用性的理论，即客体有用于或满足主体需要的理论，它揭示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社会效率，社会秩序，一定行为自由，一定正义理念，进而实现人们主观上所期望的价值。价值一定程度上讲即利益。公司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是通过促进利益各方协作，实现利益各方的激励相容，以达到维护股东和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利益和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及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公司法人治理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就是要揭示公司的制度性安排用于满足主体人需要的属性，在诸多有用性里，安全交易、公平正义、效率将成为公司治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1）交易安全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这是由公司的商事特征所决定的。交易安全得不到保证，公司股东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全部利益都得不到实现；没有交易安全，交易很难发生，公司就无法生存与发展；它也是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取向永久存续的前提。
（2）效率即利益，是公司治理的最高目标。公司治理就是要协调各种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股东与公司的关系，股东与董事的关系，董事与经理的关系，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公司与债权人的关系，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并使之高效运转，来实现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和公司的经营目标及社会公共利益。它使公司内外部的各种资源实现配置后的效率最大化，目的是为满足股东及利益相关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3）公平与正义是公司治理的根本内容。公平、正义作为法律价值是人类理性永恒的追求。公司保护股东权平等原则，遵循利益与风险相一致的正义观念。公司法人治理实质上是在公平理念指引下，在股东及利益相关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上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各自的利益在投入产出原则下实现社会正义。
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的确立是通过股东大会行使决策权，董事会、经理行使经营控制权，监事会行使监督权形成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最终是使公司能正常运转，交易安全；在公平、正义理念下，实现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交易安全、公平正义、效率也就成为“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哲学基础。
2、股权、经营权、监督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的产权现状是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经济基础。
公司是投资者的工具[5]。投资者（股东）出资设立公司的目的是利用公司这个工具为其实现利益，因其投资行为而产生两个主体、两种权利、两种责任。出资人将其财产投资公司后，即丧失了对该财产的所有权，作为丧失对其原财产所有权的对价，公司给予其股权，实现了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相伴而生，又相互分离[6]，这一产权关系的重大变革是公司权力机关分立的前提和基础[7]。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经营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古典公司股东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的结构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股东不再参与经营而选举自己的代表管理公司，由董事会管理公司并由其聘任经理具体经营，管理层形成，实现了法人财产权与经营权的再次分离。现代公司运行是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生产要素相互结合而实现各自主体利益的过程。在公司发展中，内部分散的各要素主体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最终形成股东、管理层、员工三大“利益集团”。管理层职业化后，其实际经营公司甚至完成控制公司，出现了“内部人控制问题[8]”，原本最大权利者的股东，对公司的控制与监督一步步开始弱化，最后只剩下股息请求权、剩余索取权了，相比管理层而处于弱势地位；同样，公司的运转情况与大量员工的命运息息相关，但员工没有决策权、经营权，只能投入自身的劳动，其利益一直处于股东、管理层控制之中，也处于劣势。股东、管理层也同样明白，没有员工的劳动，公司这台机器就永远无法运转；要想让公司这台机器运转良好，还必须努力关注和满足员工的利益；员工也处于自身利益要求，而主动参与公司的运转；只有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生产要素三者很好的结合，公司运转才能正常。实现盈利最初的体现是法人财产的增加，此时，股东尽管相比管理层而处劣势，但仍改变不了他是公司最终所有人的地位，为保证其股息请求权、剩余索取权的实现，而与同样处于劣势的员工站在一起，共同行使对管理层从法人财产权而派生出来的监督权。这就形成了在法人财产权基础之上的股权、经营控制权、监督权的分离。为了平衡利益，由股东组成股东大会享有最终决定权——即决策权，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享有经营管理权，并由其聘任经理主管经营事务，股东与员工共同组成监事会行使监督权，这样就形成了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股权、经营权、监督权的三权分离产权状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机关确立并行使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形成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权力配制及约束结构，这是法律平衡股东及其利益相关者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形成适应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三权分离的产权结构模式.因此，以公司法人财产权为基础的三权分离的产权关系是我国现代公司治理“三权分立—— 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经济基础。
3、“三权分立”学说的引入是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思想基础。
我国《公司法》确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权力构造机制，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它来源于“三权分立”学说。所谓“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三个不同机关掌握，各自独立行使，相互制约的制度。这一原则以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分权学说为基础。他们当时提出这一学说，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具有进步意义。资产阶级取的政权后，把它订入宪法，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一般是议会行使立法权，内阁或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9]。三权分立，是国家机关的分权形式，经过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实践，说明它适应了资产阶级国家生存、发展的需要，有其生命力与制度合理性。公司作为独立主体的商事组织，也存在内部权力如何配置，如何分权问题，“如同一位著名的法学家所说的，公司法面临一个宪法问题：将某种宪法意义的形式加于公司经济之上的问题”[10]；吸收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思想、制度在现代公司治理中成为必要。我国《公司法》吸收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创设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机关，分别行使决策权、经营控制权、监督权，形成“三权分立——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模式。
4、西方公司治理模式是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实践基础。
西方公司近400年的发展，公司治理方面制度健全，对我国立法极具借鉴意义。由于各国法哲学、历史传统、政治制度及其他条件的不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因而各不相同，大体上有三种模式：
（1）日本模式:

该模式下公司治理结构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监察人组成。股东大会决定董事、监察人的人选。特点是经营阶层（董事会、经理）决策的独立性强，基本不受股东直接影响，但易致内部人控制，因此，设监察人制度以抗衡。
（2）美国模式:

该模式的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高层经营人员（首席执行官）组成的执行机构、公共会计师三部分组成。董事会是公司的法定代表机关和最高决策机关[11]。董事会主席不是法定代表人。特点是股权十分分散，一般股东与公司关系比较淡化；经理层有较大的独立性，但仍要受到股东强有力的制约。公共会计师由股东大会任命，对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的行为进行审核、监督，是对管理层控制权的监督。
（3）德国模式:

该模式下公司运营时，股东、董事会阶层和职工共同决定公司重大政策、目标和战略；监事会对董事会成员有任免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投资方案等，监事会作用大；员工参与性强。特点是关注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
三种模式各有其优缺点。三者都体现了决策权、经营控制权、监督权三种权力配置，只不过是权力配置的方式，分权的组织形式、侧重点及权力行使方式不同而已。三种治理模式体现其保护的股东利益也不尽相同，在德国模式中对员工利益的保护比日本、美国模式更为强列。尽管我国公司治理起步晚，但起点高。上述三种模式为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提供了实践经验，在关注股东利益的同时，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的利益也提到了议事日程。我国《公司法》在借鉴上述三种模式经验基础上，也确立了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行使决策权，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董事会及其聘任的经理行使经营控制权，为了抗衡管理层的控制权，为关注股东及职工利益，由股东、职工共同组成监事会共同行使对董事会经理的监督权。三种权力在配置过程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形成我国独特的现代公司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参考文献：
[1]江平、许冰梅，《论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7第4页。
[2]梅慎实，《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运作论》，中国法制出版社，北京，2002.3，第8—9页。
[3]、[7]梅慎实，前揭书，第234页、第203页。
[4]见《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5]叶林，《中国公司法》，中国审计出版社，1998版，第1页。
[6]郭富青，《公司法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26—127页。
　　【内容提要】本文拟从检察权的定性、内容和我国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内涵入手，探索二者的本质,结合时代要求探讨科学配置检察权的必要性。笔者针对现有检察权配置中存在的薄弱点进行分析，并尝试充实、改进和完善现有检察权配置，以达到反映、体现司法规律的目的，最终促进社会和谐。
　　【关 键 词】检察权 配置 司法规律 和谐

检察权的科学配置是完善检察工作机制的重要课题，它也是检察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万事万物皆有规律，检察工作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只有在配置检察权的过程中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才能真正谈得上是科学、合理地配置检察权。当前，检察权在定位、实践中都存在诸多不足，在某些方面没有很好地遵循司法规律。笔者拟通过本文探讨检察权的实质、我国检察工作司法规律的内涵及如何科学、合理配置检察权，以满足十七大对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促进检察职能的有效发挥。同时，笔者也认为，合理配置检察权所依据的司法规律应具有我国独有的特色、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所谓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这个道理。
一、检察权的性质及内容
谈到检察权的配置如何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首先必须明确检察权的实质是什么，通俗的说法就是“检察权是什么”。围绕“检察权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来探究它的性质和内容。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理论界对检察权性质的界定众说纷纭。检察权性质的清晰界定关系到检察机关自身的定位和检察改革的方向问题，性质的界定发生偏差，势必全盘皆乱。目前理论界有四种说法，无论是行政权说还是司法权说，抑或是司法、行政双重属性说，或是法律监督权说，都没有很好地界定清楚检察权的实质所在。检察权的性质是由国家的政体决定的。前三种观点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基础之上的，没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三足鼎立，又何来检察权在立法权与司法权或是两者皆有之间的艰难抉择呢？诚然，检察权不是立法权，但也绝不能模糊化地包容进其他两种权力之中。
首先，检察权不是一种行政权。纵观西方国家的检察机关设置和我国的检察院组织形式，无论它是以何种形式存在，是隶属或是独立存在，均不是作为一般的行政机关来运行和管理的。再则，一旦检察权沦落为行政权的一种，那么它的监督功能和制约功能就将荡然无存，极易被各级行政权力机关操控，从而滋生腐败、丧失其存在的作用和意义。再则，检察权所包含的一切职能均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予，检察权的产生与最高行政机关没有任何关系，不可能是行政权的一种。
其次，检察权不是司法权。持司法权说的学者认为检察官与法官本质上是一样的，仅仅是职务上的分工不同，二者具有等同性，检察官与法官一样执行着司法领域的重要职能。狭义的司法权仅指审判权，检察权是与审判权截然不同的一种权力但又不得不依附于审判权而得以实施，有“准司法权”之说。但“准司法权”毕竟不同于“司法权”。审判权更多的是对实体的裁量，而检察权更多的是对程序的裁量，比如对审查批捕的案件必然做出批捕或不批捕的决定，对审查起诉的案件必然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对审判机关的判决必然做出抗诉或不抗诉的决定。这些决定都是程序性的，用时也是必然的。同时，除去以上权能之外，检察机关还享有侦查权和法律监督的权能等。
检察权将检察权勉强界定为行政权或是司法权，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的混合体，均是受到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局限所致。诚然，在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下，采用该学说的国家的达到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制约和平衡的效果，但也将一些本不属于这三种权力性质的其他权力一股脑包纳进来，检察权就是在这种大前提下有了以上三种性质说法。在一些国家，检察权一个时期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一个时期又属于司法机关，它既是“带有司法色彩的行政机关”，又是“富含行政意味的准司法机关”，从而让检察权陷于尴尬的境地。
再次，检察权不是法律监督权。我国摈弃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结构，而是突破性、历史性地采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而在根源上断绝了检察权非此即彼并的可能。在我国，检察制度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产生的，检察机关是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家机关，检察院专门行使检察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根据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院被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部分学者也据此认定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认为这正是对实然状态的如实反映，但据此就将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也是缺乏法理依据、违背司法实践的。
第一，司法监督权并不能涵盖检察权的全部内容。对一个事物的性质进行界定，必须涵盖其全部或至少是实质性的内容，如果这个所谓的性质无法容纳它所定义的事物，毫无疑问，这个界定是存在问题的。
检察权包括公诉权、侦查权和监督权等诸多内容。其中，公诉权是指对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起诉或根据审查结果作出不起诉处理的权力，它既包括出庭支持公诉的权力，也包括对人民法院判决结果不予认同而抗诉的权力。侦查权是指检察机关有权对部分特殊案件进行直接受理和侦查，比如贪污贿赂犯罪、渎职侵权犯罪等。检察机关中专设反贪局、渎侵局对该类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监督权也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之一，检察机关通过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活动、审判活动、裁判活动、裁判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从而达到制约审判及其后续执行情况的目的，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公平正义。通过以上分析，仅以“法律监督权”来界定检察权的性质，是不够完满的，引用代数中的集合的概念，如果检察权是母集，那法律监督就是它的一个子集。
第二，监督权要求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不存在利害关系，二者之间的权力应该是完全隔离的。而检察机关一边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一边监督法官的行为，本身已失去监督者本该有的超脱和客观。同时，作为监督者，地位应该比被监督者更超然，但实践中检察机关相对于法院显然不具有这种优势地位。
第三，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之间并非完全重合。将检察权定位为一种法律监督权违背了检察权诞生之初公诉犯罪的本意，也无法解释检察机关享有对部分特殊案件的侦查权的事实。
因此，检察权也不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检察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检察权本身就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不依附于行政权，也不附属于司法权，更不是二者的简单集合，当然也不能用法律监督权就能简单概括之。毋需给检察权扣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头衔，检察权就是检察权，它的职能决定它的性质，它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顺应司法规律而发生微妙的变化，它的配置必须符合我国现时的国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服务。
二、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及现实要求
检察机关肩负着控诉犯罪、维护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等诸多重任，要恪尽职守就必须正确认识并自觉运用司法的客观规律，在配置检察权和行使检察权的过程中遵守司法规律。我们试图正确认识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并以之为依据配置检察权时，必须立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情，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创建和谐社会的契机，才能真正把握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
规律似乎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似乎不应受时间和国界的约束，实则不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规律有两种，一种是自然规律，它的运行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另一种是社会规律，它包含了人为因素并受其影响。司法规律是一种社会规律，它受到时代、政治和国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国与国之间，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解读。我们在此探究如何配置检察权才能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首先应该解读现今我国国情和发展诉求对司法规律的影响。
我国处于改革开放渐入佳境的新时期，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贫富分化加大、社会矛盾逐渐尖锐，既带来正面的经济腾飞，但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矛盾凸显的今天，党提出“和谐社会”的号召，只有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才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驾护航。我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期，新的理念和思维在不断产生、发展，党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破除僵化的思维模式。检察机关的职能和使命决定了它站在处理社会消极面影响的风头浪尖，如何促进和谐，如何变通思想，只有突破了这两个难点，才能真正理解我国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从而合理配置检察权。
第一、检察工作必须以公平正义为诉求。检察权的设置必须符合维护公平的原则，检察权中的法律监督权即是对公平正义的保障。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前提是其具有实质上的独立身份并享有监督者的优势地位。但在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的独立身份没有得到实质上的保障，法律监督权更多停留在理论范畴。实际上，不但没有系统的制度和细化的法律规定对法律监督权予以规范，相反，检察机关相对于法院而言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对审判进行监督多体现在抗诉一项，甚至于抗诉而言，每年也是凤毛麟角。此外，检察机关的双层领导体制、地区财政拨款的经费模式，使检察机关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的控制，监督权的行使举步维艰。
第二、检察工作必须以和谐为导向。检察机关的第一要务就是打击犯罪、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所谓“和谐”就是指存在差别的各个成分可以相互协调地联系在一起。促进和谐、建立法治社会本就是检察工作的应有之义。检察权的设置也应趋向于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为此，检察院在处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尽量通过调解的办法解决矛盾纠纷，做到能调则调，调诉结合，案结事了，努力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睦。
第三、检察机关必须加强侦查职能，大力打击职务犯罪。我国古代对职务犯罪问题就非常重视，从法家的“治吏思想”到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历朝历代都注意打击职务犯罪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职务犯罪问题日趋严重，加大打击腐败问题符合我国的司法规律。腐败问题成为国家机器上的“眼中钉”、“肉中刺”，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
综上所述，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即在于检察机关如何运行才能最大限度满足现实的要求和既定的诉求，如何才能符合检察权自身定位的要求。笔者通过以上论述，理清了检察权的定位和司法规律对检察工作的要求，在以下篇幅中，笔者拟构建理性的检察权配置。
三、关于检察权合理配置的法律构想
为使检察权的配置能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提高检察机关的职能水平和工作效率，对检察权的配置必须重新思考。考虑检察权的合理配置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何改变我国现有的检察机关设置模式。现有的类似行政机关的级别设置、晋升模式和财政来源无法保证检察权各项权能的贯彻落实，更使检察机关的定位陷入尴尬的境地。不破不立，唯有改变现有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检察权对行政权的依赖从而实现实质上的独立。
第一、改变现有的检察长和检察官任命、任职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产生由最高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并对其负责，地方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由上一级检察院的检察长提名，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并对其负责。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和检察官受到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第二、取消检察人员的行政职级，按照《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法律职务来管理检察人员。长期以来，法律职务与权、责、福利的脱钩不仅混淆了检察人员与一般公务人员的区别，而且容易助长官本位思想，不利于检察官队伍的业务建设和检察文化建设，对检察权的行使有害无利。
第三、建立检察官和事务官两套管理系统，两者的任免、考核、奖惩模式完全不同。给检察官配备专门的助理和协勤，各司其职，使事务上的处理为业务上的精进服务。
第四、改变检察机关经费由地方财政拨款的模式，改由中央财政拨款。这样可有效防范地方势力对检察权行使的牵制。建立有别于公务员的检察官工资序列，建立健全可行的激励机制，激发检察官提升业务水平的能动性。
实现以上前提之后，笔者拟探讨如何配置检察权以反应和体现司法规律。诚然，我国目前的检察权配置尽管存着问题，但其职能性质与我国的国情还是基本相符的，弊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检察机关设置模式上的问题，在修正设置模式之后再来谈检察权的重构，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完善。
（一） 拓展公诉权能
拓展公诉权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拓宽公诉权的广度，一拓深是公诉权的深度。
1、从拓展公诉权的广度入手，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权。为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有两种理论支撑：一是基于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法律监督权能从而衍生的对行政权的制约功能；二是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是基于对国家及社会利益的代表性。赋予检察机关行政诉讼权、民事公益诉讼权具有必然性和迫切性。
其一、行政违法现象层出不穷，司法制衡势在必行。二战后，各国纷纷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社会的控制，行政机关空前发达，行政权力不断膨胀。我国没有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检察权中尽管包含了法律监督的权能，但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细化的法律规定中，对行政权的制约更是薄弱。我国创建了由普通法院对政府行政行为中程序违法部分进行监督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但法院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审查具有局限性，因此将检察机关引入行政诉讼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行政法维护的是一种公法关系，公法关系维护的不是个人的利益，更重要在于促进公共利益。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仅从程序上进行考量是欠妥的，行政诉讼的目的不仅是为挽回行政相对人的损失，更多是从行政法的角度审查行政行为实体内容的合法性从而达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目的。此外，行政诉讼对没有特定受害人、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因无人提起诉讼而不予监督是存在问题的，检察机关应对该类案件提起行政诉讼。
当然，检察机关并不是针对任何行政诉讼都越俎代庖地行使诉讼权。对于有受害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案件有合法的原告，检察机关不便于行使诉权；对于行政决定违法，没有具体行政相对人或是对具体行政相对人有利但却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由检察机关行使诉讼权，维护公共利益。
其二、公害案件屡有发生，检察院行使民事诉讼权存在必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被抬上前台。国家提倡可持续发展，反对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我国目前对于因污染等原因造成的公害事件一般由行政机关予以处理，包括对造成污染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行政处罚，调停侵权行为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赔偿问题。双方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但并是不所有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都存在具体的受害人，对于不存在具体受害人、而社会公共利益又确受危害，或是受害人众多、只能以集团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诉讼时，可由检察院行使诉讼权。这样不仅可以打击危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也可对类似违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威慑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该类现象的发生。
其三、现行《行政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行政案件的权能规定不能满足需要。检察机关的民行机关可以对法院判决的民事、行政案件提起抗诉，利用抗诉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该权能仅是对法院审判结果的监督，它没有包含对公益受损的救济功能。在缺失原告的状况下，法院无法对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进行审理和处罚，更谈不上检察机关对它的监督和制约。因而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权无法替代其对案件的诉讼权，增加公诉权的内涵具有重大意义。
2、从拓深公诉权的深度着眼，加大诉讼裁量权、落实量刑建议权。我国现有的公诉权中可自由裁量的范围较窄。例如对不起诉案件的处理可谓谨小慎微，条件严苛；检察机关对案件的量刑建议权也仅停留在立论探讨阶段，在实践中往往是纸上谈兵，对法院的判决没有任何影响。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不但可使用范围小，而且客观上收到各种条件的约束，使用频率很低。再谈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上一级检察机关往往将下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圈定在一个较低的范围，从而迫使一些本该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被诉至法院，当宽不宽，背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本意。为顺应司法规律、节约诉讼成本，可在案结事了的前提下适当放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
此外，建立暂缓起诉制度也是顺应司法规律的做法之一。目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暂缓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对拟定作不起诉处理的犯罪嫌疑人设定一定时间的考验期，考验期满才作出不起诉处理，它有别于直接作不起诉处理的做法，更加审慎、合理。我国可根据国情批判性地法律移植这一制度，这是检察机关诉讼裁量权的一种变革和进步，更能体现司法规律。
（二）加强侦查监督权和诉讼监督权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包括刑事立案监督权、侦查监督权和对诉讼活动的监督权等。这几项权能均有待加强，尤其是对侦查活动和诉讼活动的监督亟待加强。
1、对侦察活动的监督和引导。侦查活动进展的情况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活动能否顺利进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侦察活动的监督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侦查活动中的程序是否合法有效的监督；二是对侦查活动过程中办案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的监督；三是对侦查过程中办案水平和效果的监督。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的办案过程的监督和控制几乎是一片空白。我国可尝试性地将检察官引进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并给予侦查人员引导、对证据的提取提供建议。这样可大大提高侦查效率和诉讼，并使整个案卷的制作更加符合诉讼的要求。
2、强化对诉讼活动的监督。目前检察机关发现诉讼过程中有违法行为时，一般是向有关机关提出纠正通知，收效甚微。检察机关应加强对诉讼活动的监督职能，发现有违法行为后根据行为违法的情况、可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公正性时，可依法分别对违法人员作出回避、改变案件管辖权，甚至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
（三）赋予检察机关适当的调解权
随着社会发展，人口的逐年增长，城乡变革的加剧，刑事犯罪也在不断增多。相当数量的案件存在赔偿问题和化解矛盾的需要，除了交通肇事等极少数几个罪名就赔偿数额有相对具体的规定外，更多罪名就民事赔偿一块的规定仍是一片空白。这就给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案结事了制造了障碍。要达到化解矛盾的效果，就需要检察机关居间调解，检察机关调解权的确立有重大意义。
第一、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消弭社会对立面、促进和谐。调解权的设置符合当前国情和司法规律。由于目前检察机关不具有调解争端、化解矛盾的主体资格，不享有化解矛盾的权能和承担相关责任，对刑事案件的调解仅局限在极少数案件，不符合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