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武县油化二厂诉瑞昌县流庄乡砖瓦厂购销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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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武县油化二厂诉瑞昌县流庄乡砖瓦厂购销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武县油化二厂诉瑞昌县流庄乡砖瓦厂购销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的批复
1985年12月14日，最高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省成武县人民法院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就成武县油化二厂诉江西省瑞昌县流庄乡砖瓦厂购销合同纠纷一案，报我院指定管辖。经与瑞昌县人民法院联系，确定该案合同的签订地是瑞昌县，合同履行地是成武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合同签订地与履行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合同签订地的瑞昌县人民法院既已受理原告的起诉，就不应再将该案移送成武县人民法院审理。现指定该案由江西省瑞昌县人民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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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宋丽红
党的领导是检察机关完成它的政治任务和履行它的法律职责的基本前提和保证，也是检察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本前提和保证。接受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检察工作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或者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检察机关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对于一切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都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新形势下，检察机关更要坚定不移地服从党的领导。
一、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检察工作顺利开展的政治保障 党对检察工作主要从方针政策、政治思想和组织三个方面进行领导，保障检察工作顺利开展。
（一）方针政策方面的领导。在政治法律工作方面，中共中央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提出政治法律工作的任务，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领导检察机关和其他政法机关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斗争，中共中央及其各级组织，经常检查检察机关执行方针政策的情况，总结经验，克服缺点，不断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必须深刻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才能更好地执行法律，完成法律监督的任务。
（二）政治思想方面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通过它在检察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员的活动，在检察干警中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干部。根据检察工作的性质和特点，教育检察干部端正检察工作的思想路线，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克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进行坚决斗争。
（三）组织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为检察机关挑选和配备优秀的干部，组织政治上坚强的、业务上能够胜任的领导班子，同时领导和督促各级检察机关中的党组、做好干部的培养训练、考核、升降和奖惩等工作，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造就一支宏大的符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的检察干部队伍。
二、坚持党的领导与独立行使检察权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对国家工作实行领导，另一方面反对党政不分的现象。中共中央把贯彻党政分开原则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检察工作中来，就是党不代替检察机关处理案件，而是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指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把独立行使检察权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认为是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是一种误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中共中央在上述指示中又进一步指出：“国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职权，这首先是损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威信。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由此可见，检察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正是从法制方面维护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那种把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同党的领导对立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三、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新形势下搞好检察工作的需要。
当今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大潮流不仅产生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也使原有的许多问题发生了新变化，它在强有力的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多、生活样式和生存状况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法的存在方式、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这就要求我们检察人员必须以一种全球的视野和思维，深入把握全球化时代的法律现实，反思和检讨原来的法律理论、侦查方式、破案思路，与时俱进地进行反贪污贿赂工作的变革与更新，建立具有鲜明时代特色，顺应全球化司法协作需要的新型反贪局，这是使反腐败工作进一步深化的需要。我国加入WTO以后，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和原产地原则，无论何种性质的企业，只要在我国从事生产和经营就视同我国国民，一律享受平等待遇，其犯罪行为也应由我国司法部门处理。司法管辖上发生变化，将会使我们的办案领域进一步扩大，我们不仅要和本国企业打交道，而且还要和外国企业打交道。我们查办的对象将由单一身份向多重身份转变，而我们面对的犯罪嫌疑人既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会是外国人。犯罪形式更加多样化，高科技的犯罪手段层出不穷，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帐目一封，案子查清”。大量的国外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将会介入我们的侦查工作，我们过去在侦查工作中经常采用的一些做法受到挑战，传统侦查方式面临严峻考验。保护人权和程序正义使我们在办案观念上要发生至关重要的转变。检察干警必须熟知本国和别国法律、国际惯例，在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有较多的侦查技巧和谋略，是一支拿得起来、带得出来的能打硬仗的队伍。
十六大确立了政治文明的独立地位，从而使法治也独立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为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提供了又一理论保证。在这种新形势下，形成了空前宽松的执法氛围，人们对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检察职能、独立行使侦查权、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给予了更高的期望，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十六大精神，新一轮法律变革的基本目标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完善法律运行体制，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途径。依法治国，关键在治“官”，核心在治“权”，中国封建专制史长，规模宏大，肃清官吏腐败的流毒非一日可奏效。现代社会职务犯罪花样百出，手段多样，铲除腐败的担子依然沉重。
政府的反腐决心是通过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工作体现出来的，但反贪工作能力不强，方法不当，力度不够，直接制约政府反腐败决心的实现，只有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检察工作才能顺利得力开展，才能“敢打仗、打硬仗，打胜仗”，才能真正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在当今检察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的时候，加强和改进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显得尤为重要。
现阶段，检察机关应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查处职务犯罪，在执法过程中，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就是否符合“三个代表”要求为根本标准，把严格执行法律与正确运用党的国家的刑事政策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效果，严格执行重大问题党内请示报告制度，主动依靠党委排除各种干扰阻力。通过坚持党的领导，独立行使检察权，强化对办案工作的保障，来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
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不适当，债权人起诉债务人，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因此而承担了诉讼费、执行费。为挽回损失，债务人遂将第三人诉至法院——
诉讼费、执行费是否属违约损害赔偿范围
案情：1995年1月6日，原告王某以购房缺乏资金为由，向农行吉水县支行申请借款30000元，借款期限至1995年12月10日。1995年6月1日，原告王某持现金10000元欲还给农业银行吉水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在农行营业厅，被告刘某恰遇原告王某，刘某得知王某向农行的借款尚未到期，请求王某将此款转借给他，并承诺由其向农行清偿借款本息。在得到刘某的承诺并由在场的农行工作人员见证下，王某将现金10000元借给了刘某。刘某于1996年12月3日及1998年2月24日以原告王某的名义两次向农行交纳了借款利息。之后，刘某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向银行归还该10000元贷款。农行多次向王某催收无果，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由王某向农行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判决生效后，王某未主动履行判决，法院强制执行了该案，王某为清偿此笔借款多付出了诉讼费、执行费用等1820元。王某以刘某违约造成其损失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了两项诉讼请求：（1）判决由刘某付清尚欠王某的借款本息。（2）要求刘某赔偿王某因此而支付的诉讼费、执行费用1820元。
争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原告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应当支持无争议，但对原告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被告是否应赔偿原告多支付的诉讼费、执行费用1820元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由于被告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应予赔偿。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原因是原告明知被告违约，而自己不及时向银行清偿借款，导致银行起诉，判决后又不主动履行，法院强制执行。该项请求是原告故意扩大的损失，因而不予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在农行营业厅订立的口头合同，合同条款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原告借给被告现金10000元，利率按原告向银行借款的利率计算。2、借款期限同原告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一致，即在1995年12月10日前还清。3、被告代原告向银行归还借款。根据双方订立的口头协议，被告应在1995年12月10日前还清借款，并代原告交至银行。被告代为还款，实际上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如第三人履行债务不适当，原告仍应履行其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
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有关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所指的损害赔偿，又称为违约损害赔偿，指违约方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依法和依据合同的规定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同时《民法通则》还有减轻损失的规定，在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减轻损失的规则，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未尽到减轻损害的义务，已构成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的要求，一方在另一方违约后，未能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其本身也具有过错的，应当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的规定与《合同法》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应认定为1995年12月10日。被告未在此期限内向银行代原告履行还款义务，又未将借款还给原告，说明被告已违约。原告王某应积极向银行履行还款义务，但原告并未尽此义务。在法院判决后，原告既不向法院提供享有第三人到期债权，又不履行判决，引起了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法收取了执行费，损失进一步扩大。很显然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原告没有采取措施，消极对待而扩大的损失。原告对此本身有过错，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
三、本案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因被告违约而导致原告多支付给银行的逾期利息。被告刘某未按照与原告的约定，代其向银行还清借款。导致了原告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逾期履行，原告因此而支付了逾期利息，该逾期利息即是被告违约使原告遭受的损失。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违约损害仅具有补偿性而不具有惩罚性。其主要目的在于弥补或填补债权人因违约行为而所遭受的损害后果。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执行费及执行费用。法院是财政拨款单位，所收费用进入国库，向原告收取的执行费等，并不是原告可得利益的损失。因此，原、被告之间合同的损害赔偿范围仅限原告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产生的逾期还款利息。
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蓝 敏 强
宋丽红
党的领导是检察机关完成它的政治任务和履行它的法律职责的基本前提和保证，也是检察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本前提和保证。接受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检察工作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或者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检察机关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对于一切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都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新形势下，检察机关更要坚定不移地服从党的领导。
一、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检察工作顺利开展的政治保障 党对检察工作主要从方针政策、政治思想和组织三个方面进行领导，保障检察工作顺利开展。
（一）方针政策方面的领导。在政治法律工作方面，中共中央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提出政治法律工作的任务，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领导检察机关和其他政法机关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斗争，中共中央及其各级组织，经常检查检察机关执行方针政策的情况，总结经验，克服缺点，不断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必须深刻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才能更好地执行法律，完成法律监督的任务。
（二）政治思想方面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通过它在检察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员的活动，在检察干警中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干部。根据检察工作的性质和特点，教育检察干部端正检察工作的思想路线，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克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进行坚决斗争。
（三）组织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为检察机关挑选和配备优秀的干部，组织政治上坚强的、业务上能够胜任的领导班子，同时领导和督促各级检察机关中的党组、做好干部的培养训练、考核、升降和奖惩等工作，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造就一支宏大的符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的检察干部队伍。
二、坚持党的领导与独立行使检察权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对国家工作实行领导，另一方面反对党政不分的现象。中共中央把贯彻党政分开原则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检察工作中来，就是党不代替检察机关处理案件，而是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指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把独立行使检察权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认为是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是一种误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中共中央在上述指示中又进一步指出：“国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职权，这首先是损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威信。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由此可见，检察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正是从法制方面维护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那种把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同党的领导对立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三、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新形势下搞好检察工作的需要。
当今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大潮流不仅产生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也使原有的许多问题发生了新变化，它在强有力的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多、生活样式和生存状况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法的存在方式、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这就要求我们检察人员必须以一种全球的视野和思维，深入把握全球化时代的法律现实，反思和检讨原来的法律理论、侦查方式、破案思路，与时俱进地进行反贪污贿赂工作的变革与更新，建立具有鲜明时代特色，顺应全球化司法协作需要的新型反贪局，这是使反腐败工作进一步深化的需要。我国加入WTO以后，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和原产地原则，无论何种性质的企业，只要在我国从事生产和经营就视同我国国民，一律享受平等待遇，其犯罪行为也应由我国司法部门处理。司法管辖上发生变化，将会使我们的办案领域进一步扩大，我们不仅要和本国企业打交道，而且还要和外国企业打交道。我们查办的对象将由单一身份向多重身份转变，而我们面对的犯罪嫌疑人既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会是外国人。犯罪形式更加多样化，高科技的犯罪手段层出不穷，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帐目一封，案子查清”。大量的国外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将会介入我们的侦查工作，我们过去在侦查工作中经常采用的一些做法受到挑战，传统侦查方式面临严峻考验。保护人权和程序正义使我们在办案观念上要发生至关重要的转变。检察干警必须熟知本国和别国法律、国际惯例，在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有较多的侦查技巧和谋略，是一支拿得起来、带得出来的能打硬仗的队伍。
十六大确立了政治文明的独立地位，从而使法治也独立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为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提供了又一理论保证。在这种新形势下，形成了空前宽松的执法氛围，人们对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检察职能、独立行使侦查权、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给予了更高的期望，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十六大精神，新一轮法律变革的基本目标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完善法律运行体制，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途径。依法治国，关键在治“官”，核心在治“权”，中国封建专制史长，规模宏大，肃清官吏腐败的流毒非一日可奏效。现代社会职务犯罪花样百出，手段多样，铲除腐败的担子依然沉重。
政府的反腐决心是通过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工作体现出来的，但反贪工作能力不强，方法不当，力度不够，直接制约政府反腐败决心的实现，只有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检察工作才能顺利得力开展，才能“敢打仗、打硬仗，打胜仗”，才能真正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在当今检察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的时候，加强和改进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显得尤为重要。
现阶段，检察机关应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查处职务犯罪，在执法过程中，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就是否符合“三个代表”要求为根本标准，把严格执行法律与正确运用党的国家的刑事政策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效果，严格执行重大问题党内请示报告制度，主动依靠党委排除各种干扰阻力。通过坚持党的领导，独立行使检察权，强化对办案工作的保障，来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
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不适当，债权人起诉债务人，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因此而承担了诉讼费、执行费。为挽回损失，债务人遂将第三人诉至法院——
诉讼费、执行费是否属违约损害赔偿范围
案情：1995年1月6日，原告王某以购房缺乏资金为由，向农行吉水县支行申请借款30000元，借款期限至1995年12月10日。1995年6月1日，原告王某持现金10000元欲还给农业银行吉水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在农行营业厅，被告刘某恰遇原告王某，刘某得知王某向农行的借款尚未到期，请求王某将此款转借给他，并承诺由其向农行清偿借款本息。在得到刘某的承诺并由在场的农行工作人员见证下，王某将现金10000元借给了刘某。刘某于1996年12月3日及1998年2月24日以原告王某的名义两次向农行交纳了借款利息。之后，刘某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向银行归还该10000元贷款。农行多次向王某催收无果，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由王某向农行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判决生效后，王某未主动履行判决，法院强制执行了该案，王某为清偿此笔借款多付出了诉讼费、执行费用等1820元。王某以刘某违约造成其损失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了两项诉讼请求：（1）判决由刘某付清尚欠王某的借款本息。（2）要求刘某赔偿王某因此而支付的诉讼费、执行费用1820元。
争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原告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应当支持无争议，但对原告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被告是否应赔偿原告多支付的诉讼费、执行费用1820元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由于被告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应予赔偿。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原因是原告明知被告违约，而自己不及时向银行清偿借款，导致银行起诉，判决后又不主动履行，法院强制执行。该项请求是原告故意扩大的损失，因而不予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在农行营业厅订立的口头合同，合同条款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原告借给被告现金10000元，利率按原告向银行借款的利率计算。2、借款期限同原告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一致，即在1995年12月10日前还清。3、被告代原告向银行归还借款。根据双方订立的口头协议，被告应在1995年12月10日前还清借款，并代原告交至银行。被告代为还款，实际上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如第三人履行债务不适当，原告仍应履行其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
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有关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所指的损害赔偿，又称为违约损害赔偿，指违约方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依法和依据合同的规定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同时《民法通则》还有减轻损失的规定，在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减轻损失的规则，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未尽到减轻损害的义务，已构成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的要求，一方在另一方违约后，未能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其本身也具有过错的，应当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的规定与《合同法》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应认定为1995年12月10日。被告未在此期限内向银行代原告履行还款义务，又未将借款还给原告，说明被告已违约。原告王某应积极向银行履行还款义务，但原告并未尽此义务。在法院判决后，原告既不向法院提供享有第三人到期债权，又不履行判决，引起了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法收取了执行费，损失进一步扩大。很显然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原告没有采取措施，消极对待而扩大的损失。原告对此本身有过错，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
三、本案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因被告违约而导致原告多支付给银行的逾期利息。被告刘某未按照与原告的约定，代其向银行还清借款。导致了原告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逾期履行，原告因此而支付了逾期利息，该逾期利息即是被告违约使原告遭受的损失。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违约损害仅具有补偿性而不具有惩罚性。其主要目的在于弥补或填补债权人因违约行为而所遭受的损害后果。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执行费及执行费用。法院是财政拨款单位，所收费用进入国库，向原告收取的执行费等，并不是原告可得利益的损失。因此，原、被告之间合同的损害赔偿范围仅限原告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产生的逾期还款利息。
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蓝 敏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