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株洲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上一篇: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下一篇: 商务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商总局办公厅关于《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三章 选民登记
第四章 候选人的提出
第五章 选举程序
第六章 撤换和补选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法办。
第二条 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
年满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
第三条 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具体名额由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根据村的规模大小和经济发展等情况提出建议，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多民族居住的村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几个自然村寨联合设立村民委员会的，其成员分布应当照顾村寨状况。
第四条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由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由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特区、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同级民政部门负责日常工作。
第五条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经费，由地方各级财政给予补助。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六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特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成立村民委员会选举指导组，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和执行《村委会组织法》和本办法；
（二）部署、指导和监督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
（三）培训选举工作人员；
（四）解答选举中的有关问题；
（五）总结交流选举工作经验；
（六）建立选举工作档案。
第七条 村成立选举委员会主持选举工作。村选举委员会由五至七人组成，其成员由上届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推选。
村选举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选举工作方案；
（二）确定并公布选举日；
（三）确定选举工作人员；
（四）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处理对选民名单的申诉；
（五）组织选民对候选人的提名、酝酿、协商，确定并公布正式候选人；
（六）组织和主持投票选举，确认选举、选票是否有效；
（七）公布选举结果；
（八）总结选举工作和整理档案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民政部门备案。

第三章 选民登记
第八条 县有选民资格的村民都应当在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进行选民登记，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长期有效。
每次选举前对上一次选民登记以后满十八周岁的、新迁入本村具有选民资格的和被剥夺政治权利期满后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登记；对迁出本村的、死亡的和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从选民名单上除名。
精神病患者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经村选举委员会确认，不列入选民名单。
选民的年龄计算时间，以选举日为准；出生日期，以身份证或户籍登记为准。
第九条 在选举日二十日以前，因婚姻、家庭关系住进本村具有选民资格，其户口尚未迁入的，应给予登记。
外出务工等一年以上的村民，在选举日五日以前未能回村参加选举又未委托其他选民代其行使选举权的，不计算在本届选民数内。
第十条 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二十日前公布。对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村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在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章 候选人的提出
第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候选人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认真贯彻执行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办事公道，联系群众，热心为村民服务；
（三）工作认真负责，有办事能力，能完成任务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四）身体健康，有一定文化知识。
第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可以由村民小组或者选民十人以上联各推荐，也可以由村政党、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推荐的候选人名额，不得超过应选的名额。
村选举委员会对所有提名推荐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名单依法汇总后，在选举日十五日以前公布。
第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实行差额选举。提名推荐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名单公布后，经各选民小组充分酝酿、讨论、协商，由村选举委员会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主任、副主任的候选人应当分别比应选人数多一人，委员的候选人人数应当比应选人数多一至二
人；如果提名候选人人数等于应选名额时，也可以等额选举。正式候选人名单确定后，应当按照候选人的姓氏笔划为序在选举日五日以前公布。

第五章 选举程序
第十四条 在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之前，村选举委员会应当做好投票选举的准备工作：
（一）核实参选人数，落实选民的委托投票人，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但候选人不能接受委托；
（二）公布投票选举的时间、地点，准备票箱、选票和选举结果报告单，布置选举大会会场和投票站；
（三）召开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会议，推选监票人、计票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和其直系亲属不得担任监票人、计票人。
第十五条 投票选举时，由村选举委员会主持召开选举大会。为便于居住分散的选民投票选举，可以设立投票站、流动票箱。
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可以一次性投票选举，也可以分别投票选举，但不能由当选的委员推选主任、副主任。
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民因故不能写选票的，可以委托他信任的人代写。
选举人对于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本村其他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十六条 投票结束后，收回的选票应封存并于当日集中在选举大会会场，由监票人、计票人当众将投票人数和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录，并由监票人签字。
第十七条 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人数的选举无效，等于或少于投票人数的选举有效。
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多于应选名额的选票无效，等于或少于应选名额的选票有效。
全部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全票作废；部分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可以辨认的部分有效，无法辨认的部分无效。

第十八条 全村选民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候选人或另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的候选人或另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果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根据第一次投票未当选人得票多少顺序按选举差额规定确定候选人名单。另行选举以得票多的当选，但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
第十九条 经投票选举，当选人已达三人以上的，不足名额可以暂缺；主任暂缺的，由当选的一名副主任暂时主持工作，直至下一次补选出主任为止。当选人不足三人，无法组成新一届委员会的，由上一届村民委员会暂时主持工作，直至组成新一届委员会为止。依法补选缺额时，已当
选的村民委员会成员资格有效。
缺额补选的时间应在换届选举后二个月以内进行。
第二十条 选举结果由村选举委员会根据本办法确定是否有效，应在当日宣布，并上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民政部门备案。
新当选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县级民政部门颁发省民政厅统一印制的当选证书。
新一届村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应当在选举结果公布后五日内召开。
第二十一条 在村民委员会换届期间推选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的产生应在选民登记结束后、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提名前进行。
村民小组长由村民小组会议推选。村民代表由村民小组一般按每十户推选一名的比例产生。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的任期，与村民委员会任期相同。

第六章 撤换和补选
第二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受村民监督，村民会议有权罢免、撤换违法违纪或严重失职的村民委员会成员。
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由十名以上选民联名提出，有五分之一以上选民附议的，村民委员会应当召集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采用无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经全村选民过半数通过，并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民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在任期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劳动教养、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或连续六个月以上不参加村民委员会工作的，经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确认，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免除其职务。
第二十四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可以向村民会议书面提出辞职，辞职被接受的，其职务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村民委员会成员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村范围的，其职务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第二十五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缺额的补选工作由村民委员会主持，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参选人员由村民委员会确定，可以是全村选民，也可以是有选民资格的代表；
（二）候选人按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提名，由村民委员会汇总交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小组酝酿、协商后，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愿确定正式候选人，并于补选投票的二日以前公布，正式候选人数可多于或等于补选名额；
（三）补选日期于选举的五日以前公布；
（四）召开选举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法进行投票选举，参选选民或户代表过半数投票选举有效，候选人或另选人获得参选选民或户代表过半数选票，始得当选；
（五）补选结束后，由村民委员会将补选结果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民政部门备案，县级民政部门向当选人颁发当选证书。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未经多数选民同意或未按法定程序不得改变候选人或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违者给予责任人以警告等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为保障村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下列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分：
（一）用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防害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二）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三）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或者对于提出要求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贵州省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8月1日
共同受贿案件若干问题的研究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wu_binvip@yahoo.com.cn


摘 要：共同受贿和单独受贿相比有许多特殊之处，在分析这些特点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实践中认定共同受贿的难点进行研究，并阐释了相应的对策。最后，作者陈述了预防共同受贿犯罪的有效建议。
关键词：共同受贿；对策；犯罪预防。

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共同受贿现象逐渐为业内人士所关注。由于司法机关对受贿行为的大力查处和严厉打击，慑于法律的威严，有些欲收受贿赂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敢直接接受他人财物，转而曲径通幽，由配偶、亲戚或朋友代为收受，自己则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种方式能给受贿人带来许多方便，不少腐败分子便以这种积极的方式隐蔽地进行着“权力寻租” 的交易。而对法律界来说，这种新的受贿方式的出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给思考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犯罪主体如何界定；认定共同主观故意的证据如何提取；此类案件如何预防等等。本文现就共同受贿案件的特点、实践中认定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及共同受贿案件的预防工作做一初步探讨。
一、与单独受贿案件相比，近年来出现的共同受贿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共同受贿罪的主体则不一定全部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人当中，必须有一个是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就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问题），其他的共同受贿人则可以是该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亲属或是朋友。在理论上，共同受贿人可以是两人以上，同时涉及配偶、亲属和朋友。但是在实践中，共同受贿人出于保密性的考虑，多控制为两人：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这也是“家庭财产夫妻共同所有”这种特殊情况造成的。
（二）犯罪主体的反侦查意识很强，预审时顽抗心理很重。在近年来查处的受贿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多是具有几十年业务经验的人才，在本行业内一般属于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所以为了避免身败名裂，这些犯罪嫌疑人在受贿之前就和共同受贿人一起商量好如何收受财物才安全，万一东窗事发应如何应付纪委和司法机关的调查，如何利用行规来规避法律、逃脱法律制裁等等，反侦查意识极为强烈。这也使得共同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能够装得十分坦然，矢口否认共同受贿的事实。
（三）犯罪手段日趋多样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加快，反贪污贿赂的力度不断加大，很多受贿手段已经被侦查人员所掌握，不少蠢蠢欲动的“边缘人”勤于“学习”，不断观看揣摩各种反腐倡廉的影片，研究各种纪实案例，苦心钻研“安全”的受贿手段。一旦想出自认为万无一失的手段会付诸实践，在合法外衣的包装下完成肮脏的交易。单是“家庭共同受贿”这一种方法，就可按受贿时间分为事前受贿、事后受贿和分期受贿等；按财物品种可分为现金受贿、实物受贿、有价证券受贿、“雅贿”（指收受古玩字画）等等，受贿手段层出不穷，这对侦查人员的侦查能力与方法是一种很强的考验。
（四）共同受贿案件的日趋隐蔽性和受贿行为的“漂白” 性。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行贿方必须将行贿行为隐蔽化，让被行贿人放心收下贿赂，才能达到利用受贿人手中权力获取利益的目的；受贿人出于对自身地位和发展的考虑，必然要求行贿人的行为要“神不知鬼不觉”，并且要尽可能地进行合法化包装，将行受贿行为“漂白”成正当经济往来或者其他合法行为，共同受贿的出现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产生的。由于不是直接送给国家工作人员财物，那么该国家工作人员为他谋取利益也就不是为了“好处”；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收受财物也不是为了给他人谋利益，只是和送钱物的人私人关系好罢了。经过这样一番倒手，本来十分清晰的行受贿关系被隐藏、被“漂白”了。
（五）犯罪数额的递增性。由于现阶段被查处的共同受贿案件只占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再加上有“贤内助”、“好儿女”等从旁协助，犯罪分子们更加有恃无恐的索贿受贿，胃口越来越大。在近年来被查处的共同受贿案件中，多数案件的涉案金额都在十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上的共同受贿案件在基层反贪局也屡见不鲜。
二、在实践中，认定共同受贿犯罪往往会遇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对共同受贿案件的共同受贿人“是否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不好认定。在共同受贿案件中，共同受贿人多为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日常生活中，一方不在家，配偶代为接待来访客人属于十分正常的现象，也很可能收下客人留下的一些礼品，事后忘了跟丈夫（或妻子）打招呼。共同受贿人就是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分工：一方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另一方收受他人财物，事后双方均称二者之间没有预谋，互不知情。对于这类案件，由于其共同生活的紧密性和相对封闭性，办案人员很难收集到证明二人共同故意的直接证据，从而使法庭认定这类共同受贿罪困难重重。
（二）对“是否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目的收受财物”不好认定。在共同受贿案件中，有时会出现受贿方收受他人财物，但还没有来得及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就已事发的情况，或是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隐蔽化，漂白化，叫侦查人员无法查证。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受贿人均会一口否认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如何认定共同受贿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成为实践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三）共同受贿案件嫌疑人的口供、知情人的证言极难取得。现阶段的举报人多在向检察院举报之前就已经向受贿人的单位、上级组织多次反映有关事实，甚至以举报来威胁被举报人。经过单位纪委、上级组织的反复调查或是私下的一些小道消息，受贿人早已得到风声，行受贿双方串供现象十分突出（特别是共同受贿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完成串供），国家工作人员还会对知情人采取或收买或恐吓的“封口”措施，造成侦查人员对共同受贿的线索进行初查时困难重重，很多案件因为得不到知情人的配合而被迫结案，不禁令人叹惋。
（四）共同受贿案件的相关证据不好获得。由于受贿案件多为一对一的隐蔽行为，行受贿双方均知道此种行为触犯法律，故在进行交易时双方就尽可能不留下任何证据，并对行受贿痕迹精心掩盖。因此这类案件的直接证据很少，侦查人员获得账本、银行日记账等有可能是经过行受贿双方精心处理过的，很难直接反映出赃款走向，有时甚至会误导侦查方向。这也是共同受贿案件成案率低的原因。
（五）不仅在共同受贿案件中，几乎所有的受贿案件都有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侦查人员在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宅的时候，往往能够搜出大量来历不明财物，但是仅有很少的犯罪嫌疑人会被认定为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因为犯罪嫌疑人会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明这些钱物是合法的，让侦查人员去查证 。这些理由多半是外国亲友馈赠、倒卖邮票所得等等，均无法查证。其中也包括“是配偶财产”或“是配偶亲属馈赠”这类来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仅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对其来历不明财产有说明的义务，而对其配偶则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要求。所以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只要承认是自己的财产并编造一个听起来不怎么荒谬的理由，侦查人员的查证工作就无法继续下去。这无疑是惩治共同受贿犯罪的一处法律漏洞。
三、加强打击共同受贿案件的对策
（一）共同受贿故意的法律界定标准。认定一起单独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应具备双重故意：既有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收受贿赂的故意，又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的故意。而共同受贿案件在主观方面的认定要复杂得多：除了证明各个主体单独具备双重故意之外，必须证明共同受贿主体之间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即同一犯罪故意，也就是对主体之间“明知”的认定。根据刑事立法精神和有关司法解释，明知的含义是“明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明知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两种程度的限制，其中，较高程度盖然性 是明知认定的最低限度标准。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的明知，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根据较高程度盖然性证明国家工作人员明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家属代收贿赂，而其因此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无论其是否知道受贿具体情况，还是受贿的基本内容，无论其是幕后指挥、在场目睹，还是家属相告，均可认定为明知，即基于一个共同的受贿犯罪故意。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成为认定受贿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国家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但没有或没来得及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侦查人员往往将其视为对行贿人谋取利益的承诺，或是默示自己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笔者认为，认定受贿犯罪，不应以“为他人谋利益”为必要成立要件。因为现阶段一些行贿人进行感情投资，对国家工作人员或是直接对其配偶、成年子女拱手送上各类贵重礼品甚至现金，但短期内不要求受贿人为其谋取利益；还有一些受贿人只收钱不办事，行贿方也无可奈何。按照现在“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条件，这类案件都不能被定为受贿案件。可以看出，这些案件的危害性并不亚于被认定为受贿罪的案件，但由于立法上的缺憾却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入开展。
（三）从共同受贿人的身边人、身边事入手，在时机成熟前避免与共同受贿人正面接触。无论是共同受贿人方面的证据，还是有关证人的证据，在对共同受贿犯罪进行侦查时，不到万不得已，不宜过早与犯罪嫌疑人正面对话，要善于从其身边人、身边事上寻找突破口。侦查人员可以利用策略减轻或消除证人的抵触心理，使其配合侦查机关的取证工作。比如，对与犯罪嫌疑人建立“攻守同盟”的证人，侦查人员可以采取“离间计”分化他们，使证人认为犯罪嫌疑人建立“同盟”的目的是为了推卸责任，拉个“垫背的”等等，动摇“同盟”基础，从证人思想的薄弱点入手瓦解“同盟”；对有心理负担的证人可以“欲擒故纵”，先与其闲聊使其放松，循序渐进的卸下证人的心理包袱而后再进入正题；对调查事项需要保密不愿让证人知晓时可以“声东击西”，对某一不太重要的事实较为详细的询问、使证人误以为取证关键是这里，而对真正取证要点用几个清晰简练的问题涵盖，在不泄漏侦查目的的情况下取得相关证言；……在调查取证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侦查人员应注意平日积累经验，取证时根据当时情况随机应对。 需要直接接触嫌疑人时，侦查人员也应精心制订侦查计划，要特别注意作好保密工作；其次，充分运用好强制措施，尤其是对共同受贿人的第一次拘传尤为重要。在共同受贿案件的预审阶段，侦查人员可以采取同时传唤，交叉讯问的方式，通过打时间差，攻破被传唤人的心里防线，促其交代。适当时可以采取一些讯问技巧使得其中一个被讯问者相信“攻守同盟”已经破灭，从而放弃固守到底的想法。一旦共同受贿方有人供述犯罪事实，要抓紧时间寻找证据固定证言，并运用好各种强制措施，如搜查、冻结、查封、扣押等等，全力保全证据，做到“以证定供”，把案件办得扎扎实实。
（四）针对共同受贿的犯罪嫌疑人精心掩盖其行为，甚至不惜销毁相关证据的情况，侦查人员应注意从案件外围入手，从平常中找出不寻常之处。查询银行帐、查找手机记录等技术侦查手段的充分应用，往往能够找到行受贿双方留下的蛛丝马迹，从而找到案件突破口。除了运用多种常规侦查手段之外，侦查人员还要积极开拓侦查思路，不能一味消极取证。比如说服行贿方配合我们，制造行受贿双方通话的机会并予以录音，让受贿方自己说出与家属共同受贿的主观故意，并且承认受贿的事实。实践证明，有了这个王牌证据在手，就不怕共同受贿案件共同受贿人的共同故意不好认定、犯罪嫌疑人口供难以取得或反复翻供了。
（五）针对共同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搜查中发现的来历不明的财物信口雌黄的问题。首先应在立法上加强犯罪嫌疑人在说明财产来源时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明"的是否圆满。国外各国制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说明来源标准比我国要高出很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以犯罪嫌疑人对财产来源仅做出说明或解释为限，而是要求做出满意解释 。
其次，规定对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负有说明义务的人应当扩及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信托人、关系人等在内的关系人网络。我国目前规定的负有说明义务的人仅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包括其关系人。而从当前共同受贿案件的实际特点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亲属作掩护，采取间接受贿的方式收受他人财物。这部分财产名义上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实质上是犯罪嫌疑人利用手中的权利换来的，仍归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支配，实际控制权还是在共同受贿的人手中。等到受贿案发，犯罪嫌疑人说自己不知道就推卸了责任，案件也只能不了了之。借鉴外国的经验，我们在立法上也应做出详细规定，堵塞这方面漏洞。
另外，侦查人员应当注重在搜查现场做好犯罪嫌疑人家属的思想工作，并以笔录的形式固定。检察机关的搜查是秘密行动，犯罪嫌疑人家属一般情况下会感觉非常突然，心理上、思想上都会出现短暂的混乱期，也就是俗话说的“慌了神儿”。侦查人员应抓住犯罪嫌疑人家属的这一心理弱点，在开始搜查前就对其动之以理，晓之以情，让其主动把藏匿家中的赃款交出来。然后侦查人员再对搜查场所进行有的放矢的检查，寻找相关证据。在搜查结束前，侦查人员应就搜出的赃款赃物来源对犯罪嫌疑人家属进行询问，并以笔录形式进行固定。这时的嫌疑人家属思想波动较大，短时间内来不及把谎话编造圆满，很可能会和今后犯罪嫌疑人编造的谎言“风马牛不相及”。这份现场笔录将为侦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十分有利的证据。
四、预防共同受贿案件的一些建议。
（一）立法上。要想加强对共同受贿案件的打击力度，必须有理论上、立法上的保证。我国现阶段对共同受贿案件的立法还存一些不完善之处，不好查处，应当吸取国外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扩大举证范围，颠倒举证责任，进一步规范国家公职人员近亲属的活动范围与内容。同时应当建立和加强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还应把对申报人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做出规定。这种做法国外立法也有先例。如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规定：申报配偶（包括有实际婚姻关系的人）和直系亲属的财产。
（二）从犯罪结果分析犯罪原因，分析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方式，寻找切断因果锁链、消除犯罪原因和条件的方法。在共同受贿案件当中，权力运作的不透明性是连接犯罪原因与结果的一个重要环节。犯罪预防工作的一个重点课题就是要督促国有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权力运作自上而下地向规范的、高透明度的工作模式转化，尽快与国际接轨，适应我国加入WTO后出现的新局面。
（三）将犯罪预防的对象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进一步加强犯罪预防的日常宣传，要把预防工作渗透到国家工作人员工作的各个环节。加强与纪委的横向联系，联手净化市场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氛围，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切实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
（四）加强经济建设，稳步提高国家公职人员待遇，严把用人关。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国家公职人员离退休廉洁薪俸奖励制度以及国家公职人员消费健康制度，对畸形消费、不健康消费的国家公职人员应果断清除出队伍，真正做到将预防关口前移。事实证明，腐败分子得来的钱财大部分消费都不健康，有的来不及消费的也都是受不健康消费思想的诱使。国家有关部门应评定不健康消费场所、不健康消费行为的等级，将进入一定等级不健康消费场所、进行一定等级不健康消费的人员有力地控制在纪检监察人员的工作视野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