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市区经营性建设用地规划容积率调整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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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问题及其法律思考

思 琳


恩格斯说：“今日的性爱，与单纯的欲望，与古代的恋爱之神，在本质上大有区别。第一，它是以恋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第二，性爱有着这样的强烈性与持久性，即在这种强烈性与持久性之下，在双方看来，不能得到对方以及与对方分离都是一件大不幸，虽然不是最大的不幸；两方为互相占有起见，甘冒很大的危险，以生命为赌博，......."1
恩格斯说：“结婚的完全自由，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与由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的消灭，把那在今日对选择配偶尚有巨大影响的一切经济旨趣除去以后，才能达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动机存在。” 2他还指出：“如果道德的婚姻只是根据爱情的婚姻，那么唯有恋爱继续存在的婚姻，才是这种婚姻。......要是感情已经完全消失或由新的热烈的恋爱把它排挤的话，那么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社会，都是幸福了。” 3
除了相互的爱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动机的恋人。他们的爱，是道德的。他们没有时间重建家庭去实现道德的婚姻。只能维持现状。维持现实，要付出代价，被不齿为：通奸、私通或叫婚外恋，经常表现为同居。
同居已经成为为数不少年轻男女的生存常态。本文试图通过对同居现象的考察，思考关于同居的法律问题。

同居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同居，这样解释：①同在一处居住；②指夫妻共同生活。
一些专家给现代的“同居”这样的定义：①为了一定时期的快乐的行为；②试婚；③不履行法律的形式的事实婚姻。
《中华人们共和国婚姻法》中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解释为“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这里“同居”一词仅仅指的是“共同居住”，
重婚与非法同居。重婚与有配偶与他人同居都是非法的。非法同居一般指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们共和国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规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有配偶与他人同居"不同于重婚和婚外恋。重婚是犯罪行为，指有配偶而重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同居应是以婚姻名义的，应受刑法制约。违反纪律、道德界限，搞婚外恋、通奸则属于纪律和道德谴责范畴。判断是否为"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就要看双方关系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关系的稳定性和是否居住生活等方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婚外同居规定了认定标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共同生活，关系相对稳定，且共同生活的时间达到３个月以上。
同居、通奸与婚外恋。通奸与婚外恋都可以表现为同居，其质的区别在于：通奸意在性关系；婚外恋意在恋情，重在爱。共同点：都是性关系。性关系也是有区别：性交与做爱就不同。性交是生理的，没有爱也可能性交；做爱首先是爱，既是生理的同时必须是心理的。灵肉一致才叫做爱。

同居浪潮在国外
　在世界历史上，一些思想前卫的人较早地公开同居，以此作为对抗传统和封建意识的一种形式。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和需要，不去结婚，不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他们选择了同居这一两性结合的方式。世界上有一些很著名人物无视传统的婚姻制度，为自己选择了同居的生活方式。
　　最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恩格斯，他终身未婚，而是在22岁时，与一个爱尔兰的纺织女工玛丽-白恩士同居在一起，建立了新型家庭。与玛丽的结合，促进了恩格斯对工作阶级状况的了解，使他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彻底背叛了他的资产阶级家庭。4
　　19世纪法国的小说家乔治桑，她经过了一次不成功的婚姻，由于她不能忍受男人的权威意识，一生为妇女摆脱夫权，为保障女性的身心自由而斗争。在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她违背了一切传统惯例，一生充满浪漫色彩。她与波兰音乐家萧邦的同居了八年，尽管有不少非议，但是这惊世骇俗的爱情为他们在各自的文学和艺术创作中，焕发出大量的激情与灵感。5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让·保罗·萨特和女权主义的先驱西蒙那·德·波娃，他们二人终生生活在一起，却不履行结婚手续。他们都可以去体验风流韵事，二人的关系却一直维系不衰。他们都认为只要二人永远相爱并生活在一起就够了，这就是婚姻的本质，而无需去办理什么手续。萨特曾提出过结婚，但他又指出，婚姻的俗套将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与日本姑娘安娜从1916年同居，当时他们两个家庭都反对他们的结合。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回国，他们同居了二十多年，育有五个子女。始终没有履行过结婚手续。郭沫若曾对友人说过，结婚是恋爱的葬礼，常保持纯洁的爱情心境，是最理想的。6
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家肖红与肖军，肖军搭救肖红时，她已经是一个待产的孕妇，肖红分娩以后，他们就同居了。那时在左翼圈子里，婚礼的形式是不需要的。
许广平与鲁迅在反抗旧社会旧礼教的共同斗争中，从师生、战友发展到恋人，并同居生活。许广平在谈到她与鲁迅的恋情时坚定地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他们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与压迫”，不畏惧那些戴着“道德”的面具专唱高调的人们“给予的猛烈袭击”，坚定地共同生活在一起。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掀起了性解放浪潮，蔓延到东欧许多国家，尝试婚姻、模拟婚姻、同居不婚大有同传统婚姻制度分庭抗礼之势。近半个世纪来，同居现象在西方的发展经久不衰，人们既尝到了它的甜头，也领略了由此带来的困扰与忧虑。
美国从6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迅速发展及女权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男女两性角色冲突加剧，“离婚爆炸”打破了家庭的稳定，非婚同居者增加，婚前性关系和婚外性关系普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加深，少女怀孕问题严重。究其原因，传统的婚姻价值观与家庭责任感被自我满足的追求所取代。根据最近???料，美???00??δ信??樱??970的?底值?倍。年青的男女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冗x?裢?佣?皇侵苯咏Y婚，所以曾?同居的男女的?底???^400?。7
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1968年法国只有百分之三的夫妇不登记结婚，而到1998年，不登记结婚的夫妇就接近200万对，相当于每五对夫妇中就有一对不登记结婚。
　　同居之风近些年来在观念较为保守的东方也逐渐流行。韩国电视剧《爱情是什么》里的年轻人就标榜这样的爱情观。据报载，有韩国留学生著文谈到这部片子时写道：现在想结婚的人日益减少，想离婚的人却显著增加。韩国出版了《试婚而后结婚好》一书，“试婚而后结婚好”的说法流行起来。现在，恋爱与结婚不是一回事的观念已是大多数韩国年轻人的爱情观了。尤其是最近持有“结婚之前一起生活一段再决定结婚与否，是防止结婚后离婚的好办法之一”，这类想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认为，为了把握两个人的配合程度，也就是把握性格、爱好、生活观、价值观等，而不计较双方之间的出生背景与经济条件。在交往中发生矛盾，就是分手也无所谓，他们认为如果婚前发现不合适，就应该在婚前分手才对。对他们来说，爱情与结婚并不是一回事。
　　新一代的日本妇女在婚姻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她们也并不急于走人婚姻，单身女士的比例也在上升。已经在公开讨论欧美兴起的“新同居时代”——即数男数女同居在一起，一些青年人不肯成年，向着“立”的相反方向逃离，并且与朋友们合居。
我国的城市男女同居，没有西方那些复杂的背景和情况。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同居属于“试婚”性质。但是，“试”而不婚是普遍的结局。正如某些同居者所说：“我既然能喝到免费的牛奶，干吗还要养奶牛？”一个女孩与男友同居一年半载，“新娘变旧娘”，男友娶她为妻的兴趣多半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一位坚决离弃女友的同居男人这样替自己辩护说：“本来就是试试看嘛。就像你到商店试鞋，不能试哪双买哪双，要试到合适的才买。”他还补充说：“女友毫无新鲜感和刺激性了，娶她做妻子岂不糟蹋了我的新婚之夜？”
至于那些纯粹是为了满足暂时性欲而同居的男女，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其同居关系破裂得更快。连续的同居成“瘾”，对婚姻就淡漠了。习惯于同居生活方式、寻求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享乐的人，日后越来越难以进入婚姻这座“围城”了。
是否同居关系会培育一批“快乐的单身汉”呢？至少对女性来说，回答并不轻松和乐观。在我国，同居关系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与保护。女方在同居中怀孕，堕胎或生养私生子等，男方不负补偿的责任。在专家门诊中，常有年轻女性咨询关于未婚堕胎、引产造成了健康损害或未婚生育子女，能否向男友索要“赔偿费”的问题。迄今，我国的法律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女性同居者一般视同居为走向婚姻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但男性同居者则多半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过性生活的机会，无需什么承诺。一个女人的同居意愿可能恰好是冒险给男人送去一个错误的信号。如果一个女人真的想让男人娶她为妻并珍惜她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男人轻易地得到她。“来得容易去得快”，这是人所共知的规律，在同居关系上也不会例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如果你选择在婚前同居，你的婚姻就更有成功的把握；但确有证据表明，婚前同居过的夫妻离异率更高。
《四川在线》和《三九健康网》报道：记者就大学生同居的问题走访了西安、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６大城市的一些著名高校。采用无记名问卷式随机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婚前同居行为表示“可以理解”或持肯定态度的占４８．５％，“说不清的占２７％。也就是说几乎７５％以上的大学生差不多“认可”或“不反对”同居这一现象。在口答“当您的恋人向您提出婚前性行为的要求，您将采取什么态度”，其中表示答应或可能答应的大学生竟占５６％；在回答“只要确立恋爱关系，就可以发生性行为”这一问题，接受此观念的大学生占２３．５％，“说不清”的占３５％；在回答“您有过和异性同居的行为吗”问题时，表示“有”的竟占５２％，而女生竟高达６７．３％。
《家庭》杂志社家庭研究中心与有关机构合作，调查了广州地区的100名非婚同居者。调查资料显示：
　　1.非婚同居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 ：年龄一般不超过30岁（占66%）；教育程度在初中与高中之间（分别占32%、45%）；职业以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居多（分别占20%、18%和14%）；性观念较“开放”。
　　2.非婚同居的理由：67%的人选择非婚同居是“因相爱而生活在一起”，只有1/6的人表示非婚同居目的是试婚，认为非婚同居是“可取”的最大理由则分别为“可以为正式结婚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占25%），“有助于日后正式结婚后夫妻幸福和谐”（占24%），以及“发现双方不合适容易分手”（占24%）。这表明“试婚”是那些非婚同居者的最主要的动机。
　　3.男女双方在同居问题上是否“一拍即合”：近半数（46%）是男女双方都有这样的想法而同居的。由男方提出，女方乐意接受的占17%，“因为已经发生性关系，不得已而为之”的占11%。同居中的男女双方基本上属于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关系，他们之间只有12%在口头上或书面上有过同居的约定或订过合同等；但约束力显得相当弱。
　4.非婚同居者对目前的“生活伴侣”评价：64%的同居者认为目前的“生活伴侣”是理想中人，并且有同样比例的人“非常想”或“比较想”与他们结婚。72%的同居者表示只和一个异性同居，先后与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异性同居的分别占8%和5%。同居时间短的仅一个月，长的达11年以上。这些同居的异性对象认识的主要途径依次为同事、朋友（占51%），同学、邻居（占16%），自己偶然认识（占11%）等。
　　5.非婚同居失败对当事人意味着什么 ：非婚同居期间的“准夫妻生活”不能不对当事人，尤其是女性产生极大的影响，其中17%的人提到有过人流的经历，另有2%的人生下了“私生子女”。他们当中，经常或有时“采取避孕措施”的分别占26%和32%。半数以上（占58%）的同居者表示考虑过万一同居失败会对今后择偶、婚姻等带来不利影响。假如同居失败，感到“非常痛苦，无法接受分手的现实”的比例最高，占21%；提出“再也不想采取同居方式”的次之，占18%；觉得“心里难受，但只好自认倒霉”的占14%；表示“根本不在乎”的占13%；另有8%的提出“振作精神，再找一个合适的同居”。由此可见，同居失败对当事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6.非婚同居者有否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当问及“你实行非婚同居，周围的人知道吗”时，表示朋友知道的占44%，父母知道的占36%，邻居知道的占20%，单位知道的占10%。只有28%和22%的同居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或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来自单位的压力则更小，仅有12%的人感受到。
　　7.非婚同居者的性观念如何：41%的人认为“只要男女相爱，婚前同居可以接受”；另外，有半数的人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在性问题上是属于“十分开放”或“较开放”。
为上。

当今世界同居兴起的原因
首先，60年代中期，欧美社会一部分年轻人率先举起反传统的旗帜，对主流文化中的一切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自然也在受批判和怀疑之列。一时间，交换配偶、联合家庭、公社群居、性俱乐部、同居等新潮伴随着“离婚爆炸”与“性自由”而竞相争奇。可以说，在60年代青年“反叛”运动中的性自由浪潮，最终冲破了对婚前性关系的禁忌；而60年代开始的“离婚爆炸”局面，又使年轻人失去了对婚姻的信心。许多人不敢大胆涉足婚姻，而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或者算着怎样将今后分手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因而不愿对两性关系作长期投入。
其次，由于青少年性成熟与性活跃期提早，而人们结婚的年龄又普遍推迟，因此年轻人易于在“性待业期”同居；而物质生活的日渐改善，使成年男女有条件与父母分开居住；他们在这段时间采取同居生活方式，既可省钱，又可获得异性的陪伴，较“方便”地得到性满足。此外，随着避孕技术越来越方便有效，广告媒介中的性娱乐宣传增多，社会上的性服务行业的兴盛等等，都在为同居关系推波助澜。
同居关系的时兴也与女权运动高涨有关。女权主义者们指责一夫一妻制婚姻历来以男人为统治者，因而期待同居关系给女性带来平等权利和独立自主的空间。加之，妇女纷纷进入劳动市场而获得经济独立之后，使婚姻对她们来说似乎不是必须和理想的选择了。
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刘亮


　　合同诈骗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1、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既侵犯了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也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在这双层客体中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更为突出。
　　2、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的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行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本罪客观方面五种犯罪行为形式: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 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银行资信证明, 金融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例如西藏某公司与内地某公司在签订合同后,内地某公司 履行一小部分合同,诱骗西藏某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主要部分,将一部分款项汇入内地某公司,内地某公司达到目的后便以种种理由不再履行合同, 该内地某公司的行为就是合同诈骗的行为。此案经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潘晓刚无期徒刑;受收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 物。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签订、履行经济合同为手段,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交付货物、预付款、货款或者定金及其他担保财物的行为口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是一种高智商的犯罪,犯罪人往往会利用一些高科技手段或从事的某项 专业来行骗。
　　3、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个人和单位。
　　4、本罪的主观方面出于故意,并且必须以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为目的。具体的内容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根本不想履行合同, 而故意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对方当事人与之签订合同或者进行虚假担保,或者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以少骗多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这里所说的故意包括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即犯罪人从签订经济合同时起,就以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非法占有为目的,其行为主要表现为骗取财物后,席卷而逃。间接故意,即犯罪人在签订合同时,根本就不考虑合同能否履行,能履行就履行一些,不能履行就侵吞口其行为主要表现在,合同订立后,在拿到货物或价款后,对合同的履行采取放任的态度,甚至肆意挥霍对方的现金、定金或货物,或者把定金或货物等财产用于合同规定的范围 以外的事项。
　　二、合同诈骗罪的特点
　　利用经济合同诱骗犯罪,是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民事法律制度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经济诈骗犯罪,这种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犯罪,与传统的财产诈骗犯罪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1、犯罪主体已经从原来的个人发展到了以群体单位为本位。犯罪人往往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代表出现,不仅有工商注册,银行帐户(但多数为虚假的资信证明)而且还有上级机关的批文等,以此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甚至有些犯罪分子还成立专门的经济组织行骗,导致集体责任与个人犯罪交织在一起,案发后,互相推诿,难以认定。
　　2、诈骗对象已由针对个人财产的单一化,转而指向所有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个体工商户、中外合营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以及其他各种经济组织和单位,诈骗对象的范围很大。
　　3、犯罪多以商业活动的方式进行。利 用合同诈骗多以提供先进技术、紧销商品或以开发项目等为诱饵,签订虚假合同,骗取财产。
　　4、诈骗的数额,一般都很大。动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上千万,还有上亿元的大案。其后果是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危害十分严重。
　　三、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认定合同诈骗罪,最主要的是应当划清经济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限。经济合同纠纷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有具体履行合同的主观目的,签订合同后, 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导致合同内容无法全部或部分履行,无法归还对方当事人已经交付的财物或者其他的争议。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主要区别在于: (1)签订合同的目的不同。前者是以签订合同为手段,从而达到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而后者不具有这种目的,主观上是为了履行合同。(2)采取的手段不同,前者是虚构事实,设计骗局,签订合同是假,骗财是真;而后者签订合同则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3)履行合同的能力不同。前者根本没有履行能力,或者有履行能力也不想履行合同;而后者则有全部或者部分履行能力。(4)合同所得财物去向不同,前者往往将骗得的钱财大肆挥霍，或者将钱挪作其他非法经营之 中;而后者则用于正常性经营。(5)未能履行合同的原因不同。前者是由于行为人根本不想履行合同而未履行;后者则是由于出现了行为人意料之外的原因而未能履行。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