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醉驾”案件适用缓刑的思考/仇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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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革命军人婚姻问题座谈会纪要

1952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

（一）问题：转业军人的婚姻问题应按什么原则处理？
处理意见：转业军人在转业回乡后，虽已不是现役革命军人，但这次转业不同于过去的复员退役，而负有一定任务，是转业建设生产待命的。因此，为了保证当前整个转业建设工作和避免对前方军人发生不好的影响，对于转业建设军人的婚姻问题，不能完全按一般群众的婚姻问题处理。如转业军人回家后，其配偶即提出离婚，处理时应持特别慎重的态度，除女方确受转业军人虐待的应支持女方离婚要求外，一般的不许判离；应由当地妇联、民政等有关部门向女方进行切实的爱国主义教育，并动员其亲友，动员舆论，说服他们双方和好，恢复感情；同时要帮助转业军人安顿生活和生产，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问题；如既经过一定的时间，又经过充分教育说服，而双方感情仍无法恢复时，则应由有关部门动员说服转业军人协议离婚，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按婚姻法第十七条的精神判处离婚。
（二）问题：对于革命残废军人的配偶提出离婚或取消婚约问题，中央曾有指示：如女方以革命残废军人残废为理由，不能认为是正当理由，于说服无效后应驳回女方的请求。——但如革命残废军人的配偶即使嫌革命残废军人残废，但她并不以此为理由提出，而是故意制造生活关系的破裂，或事实上双方感情关系确已发展到非常恶劣的程度，应如何处理？
处理意见：1．原指示的原则不变，即革命残废军人的婚姻问题必须加以照顾，除革命残废军人生殖器官有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的应准女方离婚外，如女方以革命残废军人残废为理由提出离婚，经说服无效后，应驳回其请求。
2．如女方实是嫌革命残废军人残废，而借口其他理由，甚至故意制造生活关系的破裂而提出离婚时，法院应经深入调查，揭露其欺骗行为后，仍应按上述指示的精神，对女方进行批评教育，不准离婚。
3．如女方遭受革命残废军人虐待，经教育革命残废军人而不改，应准女方与他离婚。
4．如双方感情事实上已发展到非常恶劣的程度，以致女方不但不能在生活上照顾革命残废军人，反而经常使他遭受痛苦，这于革命残废军人也不利，即应教育说服革命残废军人同意后离婚，同时当地政府应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问题，必要的，并应动员一定力量帮助他解决婚姻问题，但应严格注意避免包办强迫。
总之，解决这类问题，应着重在宣传教育，要在群众中造成一种舆论，都认为革命残废军人残废不是缺点而是光荣，提高妇女群众的思想认识，从积极方面减少这类问题的发生。对已经发生的问题，有关部门必须互相配合，慎重处理；司法机关处理革命残废军人婚姻案件，要注重走群众路线，最好是到当地就审，并请当地有关部门和转业军人、革命残废军人的代表参加陪审，以便切实了解情况和教育群众，教育革命残废军人。
（三）问题：在军人转业回家前，其配偶已非法自行另外结婚，或已经法院违法判离（违反婚姻法第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中央司法部1951年4月25日关于处理现役革命军人离婚案件等问题的联合指示，或过去老区民主政府的婚姻法令），原则上应认为后一违法的婚姻关系无效，应动员女方回来与转业军人（或并未转业的现役革命军人）恢复关系——但有的女方另行结婚已久，且生有小孩，而女方坚决不愿与转业军人（或现役革命军人）恢复关系，应如何处理？
处理意见：1．在婚姻法公布前，女方另行结婚，大体上有几种情况：（一）男方参军已久，女方迫于天灾人祸（如被拐骗胁迫），生活困难，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而另行结婚，时间已久的，如经动员后，女方坚决不愿与转业军人恢复关系，则应说服军人同意离婚，军人生活有困难的，应予照顾。（二）女方故意违反当时当地民主政府的婚姻法令而私行另嫁的，如时间已久，且生有小孩，经说服而女方坚决不愿与军人恢复关系的，除说服军人同意离婚外，并应给女方以适当的教育。（三）如当地人民司法机关违反当时民主政府的婚姻法令而错误判离的，由于官僚主义未弄清情况而草率判决的司法机关应作检讨，向军人道歉，如出于明知故犯错误判离的，除应由司法机关检讨道歉外，主审人员并应受纪律处分；在当事双方的婚姻关系上，如动员女方无效，则应说服军人同意离婚。（四）男方过去在国民党伪军中当兵，后在战争中被解放参加人民解放军，其配偶在他当伪军时已另行改嫁，现在如女方坚决不愿与军人恢复关系，应尊重女方意见；至于女方在当地解放后明知男方已被解放成为革命军人，并非出于迫不得已而自行另外结婚的，动员不归时，应予适当的批评。
2．在婚姻法公布后，军人配偶违法私自另行结婚的，应按重婚问题处理，不能承认后一违法的婚姻关系，并应给军人配偶和非法与军属结婚的对方以适当的处分，如有恶意破坏革命军人婚姻关系的行为者，应从重惩处；法院违反婚姻法第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中央司法部的联合指示而错误判离的，原则上应由原判法院负责纠正，撤销原判，并比照前一项所订原则追究责任。
3．上述处理原则同样地适用于转业军人和现役革命军人的婚姻问题。
（四）问题：现役革命军人的未婚妻同样要受婚姻法第十九条关于革命军人婚姻问题的规定约束（要取消婚约，须经军人同意），但按“优抚条例”，她们不是军属，不能享受军属待遇。有的妇女群众反映说不公平；有的军人未婚妻生活确有困难，要求帮助解决，不然就要求取消婚约。——这问题应如何解决？
处理意见：革命军人的未婚妻如已住在军人家中生活，成为军人家庭的一个成员，即成为军属，可享受军属的待遇；一般的军人未婚妻不能算是军属，如其生活确有困难的，可在物质上予以适当的照顾（只限于军人未婚妻本人）；这笔款子可在社会救济粮内开支。
（五）问题：在军人参军前，其未婚妻已提出取消婚约，当时男方不同意，就在这时参军了，现在男方是现役革命军人，而女方要求另行订婚、结婚，应如何处理？
处理意见：从形式上看，女方在男方参军前即已曾提出取消婚约，似可认为婚约已经解除，但在事实上，当时男方并未同意即已参军，问题仍然存在没有解决，而这问题的实际影响是与现役革命军人的未婚妻提出取消婚约的问题是一样的，因此，不能认为双方的婚约关系已经解除，仍应按现役革命军人的婚约关系问题处理；如男方在参军前已曾表示同意取消婚约，则应认为双方的婚约关系已经解除。
（六）问题：男女双方同为现役革命军人，是否适用婚姻法第十九条？
处理意见：发生婚姻纠纷的双方同为现役革命军人，如特殊地保护一方，必然妨害另一方，无积极意义，故不得援用婚姻法第十九条，应按一般情况处理；处理方式，应先经双方所在部队政治机关审查、调解，无效时，再由部队政治机关提出具体处理意见转由法院判决。


民事主体是民事领域中的主体。从现象看，民事主体表现为享有民事权利，是民事权利的载体。从本质看，民事主体表现为具有民事意志，是民事意志的载体。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国家三种形式。其中，关于法人和法人的本质问题，学术界分歧较大。
传统的说法一直认为，关于法人的本质，法学史上曾有三种观点：“否认说”、“拟制说”和“实在说”，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有耶林、萨维尼和祁克。国内学术界一般否定“否认说”和“拟制说”，同意法人实有，但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实在说”的一些具体说法。
然而，细读三家论述，可以发现，它们的分歧所在只是法人人格的有无，其实就是法人的有无。三种观点中没有一种探讨了法人的本质，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种真正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它们的争论不是关于法人本质的争论。
根据形式逻辑，定义应采用“被定义概念＝属＋种差”的公式，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如：“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其中“动物”是属概念，“能制造工具”是“种差”，也就是人的本质属性。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的本质是有区别的。上述“人”的定义所揭示的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能制造工具，不是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即使是对法人的正确的定义，也只能揭示法人的本质属性，不能抽象出法人的本质。换句话说，也只回答了“法人是什么”，即法人应归入哪一类事物（属概念），与这一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种概念）有什么区别；而没有回答“法人的本质是什么”，即法人的本质应归入哪一类事物，与这一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什么区别。
如果把探讨法人的有无作为对法人的认识的第一阶段，那么，探讨法人的定义可称为第二阶段，而探讨法人的本质应该算第三阶段。法学史上耶林、萨维尼、祁克等人的争论属于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所介绍的情况来看，我国学术界对法人的认识，似乎处于第二阶段。
有学者指出：“对法人本质的看法，在民法上涉及到法人的民事权利、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在刑法上涉及到法人的犯罪能力问题；在宪法和行政法上涉及到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独立人格问题，等等。所以，讨论法人的本质在法律上是不无意义的。”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讨论法人的本质似乎还有值得指出的其他意义：1、法人是人格的载体，是主体的一种。探讨法人的本质，有助于弄清人格和主体的本质。前文把对法人的有无和定义的探讨当作对法人本质的探讨的现象，实际上也是对人格和主体的本质的某种认识程度的反映。2、弄清了法人的本质，可以加深对我国目前所谓的政企分开问题的认识。
在笔者见到的有关论著中，只有《民法新论》一书真正表述了关于法人本质的观点：“社会组织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实际作用，乃是它们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即法人的本质所在。”
如果没有误解，作者的观点是：法人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法人的本质则是社会组织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实际作用。
后一句认为法人的本质是“作用”，似难成立。人们要问：这一“作用”的内因是什么？“作用”的内因不比“作用”本身更“本质”一些吗？
前一句认为法人是“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可与同书第204页的观点相印证：“法人是一种社会组织。法人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地位。”显然，这里的“法律上的地位”，应该指前文的“法律上的主体资格”。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法人究竟是什么？是组织，还是地位或者说资格？
认为法人是一种资格，这一观点颇有影响。“‘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人制度论》（江平主编，赵旭东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一页开门见山：“法人的本质特征有二：一是它的团体性，二是它的独立人格性。……这两个特征汇合在一起，就可以用最精炼、最概括的语言给法人下一定义：法人者，团体人格也。”
作者承认人格是法人的本质特征，但又认为法人是一种人格，这就自相矛盾了，因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事物本身是两回事，事物不能被定义为事物的某一本质特征。
法律上的人格只是法律上的人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本质特征，不是法律上的人本身。法律上的人是人格的载体。我们只能说某人有人格，不能说某人是人格。同样，我们也只能说某公司有人格，不能说某公司是人格。
法人是法律上的拟制主体，是相对于真实主体，即自然人??有生命的法律主体而言的。法律主体的存在根据是法律上的人格。人格的本质是意志的存在资格。法律人格的存在根据是法律允许存在的意志。自然人的意志是真实的意志。拟制主体的意志是拟制的意志。对于社会来说，允许生命人的某意志存在，就意味着承认该生命人是人，必须确认其主体资格即人格；允许某拟制意志存在，就意味着承认该拟制意志的载体是法律主体，必须确认其法人资格。主体是客体的支配者，即可在客体上实现自己的意志者。因此，主体的本质是自由者。哲学主体的本质是实践意义上的自由者。法律主体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者。生命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作为法学主体的生命人即自然人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的自由者。拟制主体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拟制的自由者。拟制主体包括国家和法人。国家是拟制的公法主体。法人是拟制的私法主体。国家作为主体，其本质是法律意义上拟制的公自由者。法人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拟制的私自由者。
在法学史上，法人“实在说”的主要代表，德国著名法学家祁克认为，法律主体是与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但祁克没有阐明两者如何联系在一起，结果招致了学者的批判。《民法新论》认为：祁克“这一学说的前提是把意思能力与主体资格联系在一起，然而，意思能力只是行为能力的基础而不是权利能力的基础，因此意思能力与主体资格没有必然的关系。奴隶社会的奴隶有意思能力，但不能成为法律主体，而在当代民法上，无意思能力的人（无行为能力人）却享有权利能力，具有主体资格。”
《民法新论》所言都是事实，但只是表面现象。意思能力就是意识，是人的标志。意识必然产生意志。从法理上说，承认某事物有意思能力，就意味着承认该事物是人，必须享有人的资格即主体资格。奴隶有意思能力，但没有主体资格，这是由于奴隶的意思能力不为社会所承认。就不享有主体资格而言，奴隶和牛马处于同等地位。但在古代罗马，奴隶可参加主人的宗教活动，可以被解放为自由人，可以被主人立为继承人继承其人格，死后其尸体和坟墓受到保护。原因就在于奴隶是人，实际上有意思能力。这些待遇虽然不是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但毕竟使奴隶和牛马的地位有所区别。历史废除了奴隶制度，赋予奴隶以主体资格，没有赋予牛马以主体资格。原因就在于奴隶的意思能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而牛马没有意思能力。因此，奴隶没有主体资格的事实，其实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了主体资格和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
在法理上，欠缺行为能力人以监护人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没有监护人的意志，欠缺行为能力人的主体资格不是现实的主体资格。因此，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享有主体资格的事实，同样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了主体资格和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
祁克还提出：共同意思的结合便成为团体的意思。团体具有独立的意思，对外表现为主体，具有“单一性”；对内为多数人的结合，权利义务仍归各成员，具有“多样性”。
祁克这些论述，可以说已经走到了揭示“法人本质”的门槛，但终究没有跨过去。是否诞生一个法人，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共同意志或团体意志，也不在于是否有独立意志??意志总是独立的??关键在于团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是否转化为单一意志。如果团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没有转化为单一意志，那么，团体各成员的意志各以成员各自的人身为载体。这一团体是主体的集合，本身不是主体。如果转化为单一意志，那么，这一意志就享有法律上的存在资格，成为法律上的拟制意志，其载体就成为法律上的拟制主体的人身。不区分团体的共同意志和单一意志，实际上没有涉及法人的本质。
所以，从法理上说，有限公司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是法人；合伙、无限公司不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不是法人；两合公司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组成，不同责任股东的共同意志没有转化为单一意志，不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不是法人。
顺便指出，论述人格、法人的文章、著作，经常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人格独立”、“独立法人”等提法。其实，意志本来就是独立的，不独立不成其为意志。法人的核心是拟制意志。因此，“独立意志”、“独立法人”用语重复。所谓有“独立意志”，应表述为有意志或有自己的意志；所谓是“独立法人”，应表述为是法人。人格是一种资格。资格只有有和无，完全和不完全的区别，没有独立和不独立的区别。“独立人格”、“人格独立”的提法也有语病。所谓有“独立人格”，应表述为有人格；所谓“人格独立”，可表述为有人格，或“身份独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法人的意志是拟制的，这一意志的载体也是拟制的。《民法新论》认为：“‘拟制说’深受罗马法所贯彻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奉行‘权利和义务之主体，仅以自然人为限’，认为只有自然人才是权利主体，而法人不过是法律的拟制，这种规定不仅不适合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自然人享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同样是法律赋予的，为什么法律赋予自然人的主体地位不能称为‘拟制’，而法律赋予法人的主体地位就要称为‘拟制’呢？”这里的推理过程有些勉强。所谓“拟制”，就是仿制。很明显，视自然人为人，从而确认其人的资格，是承认事实，尊重事实，不存在什么“拟制”问题；而将共同意志视为单一意志，将其载体视为人身，那就只能是“拟制”了。两者不可并论。
现在可以讨论所谓的“政企分开”问题了。“政企分开”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国有企业不受政府管理，还是国有企业不受国家管理？既然法人的核心是拟制意志，如果法律确认国有企业享有法人资格，其核心就只能是企业法人代表的意志，而企业的法人代表又由国家任命，应该是国家意志的代表，企业形式上是企业法人代表的意志的载体，实质上则应该是国家意志的载体。如果“政企分开”指国有企业不受政府管理，那就意味着企业法人的意志与政府意志资格平等，类似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否则，如果企业法人代表是政府的聘员或下属，或者，虽非聘员或下属，但必须由政府任免，那么，企业法人意志与政府意志必然是从属关系，所谓“政企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政企分开”指国有企业不受国家管理，那就十分荒谬了。因此，即使国有企业意志与政府意志资格平等，国有企业仍只能由国家管理，换句话说，国家不通过政府，也会通过其他途径管理国有企业。如果国家通过政府没有管理好国有企业，至少现在还没有根据认为，国家通过其他途径就能管理好国有企业。由于国家既是全社会经济活动管理者，又是民事活动中国有企业一方投资者，具有双重身份，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从政府外寻找一条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途径，而在于国家能否处理好两种身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