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高法解释》第29条规定与刑事诉讼中有关回避规定的不协调/廖永南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5 16:53:58 浏览: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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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法解释》第29条规定与刑事诉讼中有关回避规定的不协调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廖永南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与其所承办的案件或者案件的当事人有某种利害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刑事案件的公正处理，因而不得参加该案件的审判、检察、侦查等活动的一项诉讼制度。而回避理由就是指法律（包括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实施回避所必备的事实根据。从理论上讲，可作为司法人员回避根据的情形主要是他们与案件或当事人有某种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以至于难以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为了使这一抽象的根据具有可操作性，各国刑事诉讼法一般均明确设定了若干个符合这一根据的事实情境，使其成为回避的法定理由。
《刑事诉讼法》第28条对回避的理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近亲属的范围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确定，即当事人的“夫、妻、父、母、子、女及同胞兄弟姐妹”；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刑事诉讼法》第29条还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其他构成审判人员回避理由的情况，《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第206条作了相关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刑事诉讼法除了规定上述回避理由外，还就回避申请的审查权和决定权作了相应规定。
对于审判人员的回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高法规定》）中对上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扩展，在前述28条规定四种回避理由的基础上《高法规定》第1条又规定，1、近亲属包括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2、担任过本案勘验人的审判人员应当回避；3、与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高法规定》第2条针对前述29条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审判人员的回避理由：1、未经批准，私下会见本案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的；2、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办理该案件的；3、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财物、其他利益，或者要求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报销费用的；4、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各项活动的；5、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借款、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或者其他物品，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在购买商品、装修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给予的好处的。为了保证案件的公正审判，《高法规定》第4条、第5条分别规定，1、审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指法院中占行政编制的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内，不准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离任二年后，担任原任职法院审判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而对方当事人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提出异议的，不准担任本案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但是作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代理诉讼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2、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父母，不准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当然，《高法规定》增加或扩展的上述这些回避理由是否适用于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目前，虽然尚未出台相应规定，但笔者认为，本着回避制度的基本价值理念，在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基础上，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回避，应当参照执行。
为了贯彻执行好刑事诉讼中有关回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第29条又规定：“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的回避申请，由法庭当庭驳回，并不得申请复议。”
这一规定，除了进一步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属于有因回避之外，对于防止滥用申请回避权作无理申请，对于防止利用回避制度故意拖延诉讼从而提高诉讼效率，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规定与前述有关回避的规定很不协调，相比较，明显存在着不足和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一规定将回避的理由限定在“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除了《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规定回避的理由外，还有一些其他情形也可以构成回避的理由。这些情形有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的是两高司法解释规定的。前者如，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第206条之规定（前面已述）。后者如，除了前述《高法规定》的相关规定之外，还有《高法解释》第31条规定：“参加过本案侦查、起诉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如果调至人民法院工作，不得担任本案的审判人员。”（第一款）“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得再参与本案其他程序的审判。”（第2款）又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条规定：“参加过本案侦查的侦查人员，如果调至人民检察院工作，不得担任本案的检察人员。”刑事诉讼法和两高司法解释的这些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有关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产生先入为主的臆断和偏见，从而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已视为回避的理由。
第二，这一规定与《高法解释》第30条的规定自相矛盾。《高法解释》第30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出庭的检察人员、书记员提出回避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指派检察人员出庭的人民检察院，由该院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很显然，在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出庭的检察人员、书记员提出回避申请而又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的情况下，是适用《高法解释》第29条规定，还是适用《高法解释》第30条规定？如果适用前者，则后者形同虚设；如果适用后查，则前者毫无意义，没有存在的价值。
第三，这一规定侵犯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对回避的理由是否合法的审查权及是否回避的决定权。如果当事人是申请出庭的检察人员、书记员回避的话，还侵犯了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的这一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0条第1款、第31条的规定，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书记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决定；院长、检察长的回避，应当分别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或者本院的检察委员会决定。因此，从程序上讲，《高法解释》第29条的规定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立法本意的。“由法庭当庭驳回”与法定程序也相悖，是法院重实体、轻程序的具体表现。
第四，这一规定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行使申请回避权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一定都能很明确地理解“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对于两高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更是不知。如果要求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一律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提出申请，未免强人所难。有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8、第29条所列情形”提出申请，并不是故意拖延诉讼，而是不了解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理由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若一律驳回回避申请，“并不得申请复议”，是对申请回避权的无端限制，是对申请复议权的非理剥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高法解释》第29条的规定虽然在刑事诉讼中有利有弊，但是弊大于利，应当进一步修改完善好这一规定或干脆取消这一规定。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廖永南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与其所承办的案件或者案件的当事人有某种利害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刑事案件的公正处理，因而不得参加该案件的审判、检察、侦查等活动的一项诉讼制度。而回避理由就是指法律（包括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实施回避所必备的事实根据。从理论上讲，可作为司法人员回避根据的情形主要是他们与案件或当事人有某种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以至于难以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为了使这一抽象的根据具有可操作性，各国刑事诉讼法一般均明确设定了若干个符合这一根据的事实情境，使其成为回避的法定理由。
《刑事诉讼法》第28条对回避的理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近亲属的范围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确定，即当事人的“夫、妻、父、母、子、女及同胞兄弟姐妹”；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刑事诉讼法》第29条还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其他构成审判人员回避理由的情况，《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第206条作了相关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刑事诉讼法除了规定上述回避理由外，还就回避申请的审查权和决定权作了相应规定。
对于审判人员的回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高法规定》）中对上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扩展，在前述28条规定四种回避理由的基础上《高法规定》第1条又规定，1、近亲属包括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2、担任过本案勘验人的审判人员应当回避；3、与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高法规定》第2条针对前述29条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审判人员的回避理由：1、未经批准，私下会见本案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的；2、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办理该案件的；3、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财物、其他利益，或者要求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报销费用的；4、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各项活动的；5、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借款、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或者其他物品，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在购买商品、装修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给予的好处的。为了保证案件的公正审判，《高法规定》第4条、第5条分别规定，1、审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指法院中占行政编制的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内，不准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离任二年后，担任原任职法院审判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而对方当事人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提出异议的，不准担任本案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但是作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代理诉讼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2、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父母，不准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当然，《高法规定》增加或扩展的上述这些回避理由是否适用于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目前，虽然尚未出台相应规定，但笔者认为，本着回避制度的基本价值理念，在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基础上，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回避，应当参照执行。
为了贯彻执行好刑事诉讼中有关回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第29条又规定：“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的回避申请，由法庭当庭驳回，并不得申请复议。”
这一规定，除了进一步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属于有因回避之外，对于防止滥用申请回避权作无理申请，对于防止利用回避制度故意拖延诉讼从而提高诉讼效率，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规定与前述有关回避的规定很不协调，相比较，明显存在着不足和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一规定将回避的理由限定在“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除了《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规定回避的理由外，还有一些其他情形也可以构成回避的理由。这些情形有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的是两高司法解释规定的。前者如，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第206条之规定（前面已述）。后者如，除了前述《高法规定》的相关规定之外，还有《高法解释》第31条规定：“参加过本案侦查、起诉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如果调至人民法院工作，不得担任本案的审判人员。”（第一款）“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得再参与本案其他程序的审判。”（第2款）又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条规定：“参加过本案侦查的侦查人员，如果调至人民检察院工作，不得担任本案的检察人员。”刑事诉讼法和两高司法解释的这些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有关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产生先入为主的臆断和偏见，从而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已视为回避的理由。
第二，这一规定与《高法解释》第30条的规定自相矛盾。《高法解释》第30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出庭的检察人员、书记员提出回避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指派检察人员出庭的人民检察院，由该院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很显然，在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出庭的检察人员、书记员提出回避申请而又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的情况下，是适用《高法解释》第29条规定，还是适用《高法解释》第30条规定？如果适用前者，则后者形同虚设；如果适用后查，则前者毫无意义，没有存在的价值。
第三，这一规定侵犯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对回避的理由是否合法的审查权及是否回避的决定权。如果当事人是申请出庭的检察人员、书记员回避的话，还侵犯了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的这一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0条第1款、第31条的规定，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书记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决定；院长、检察长的回避，应当分别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或者本院的检察委员会决定。因此，从程序上讲，《高法解释》第29条的规定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立法本意的。“由法庭当庭驳回”与法定程序也相悖，是法院重实体、轻程序的具体表现。
第四，这一规定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行使申请回避权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一定都能很明确地理解“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对于两高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更是不知。如果要求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一律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提出申请，未免强人所难。有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8、第29条所列情形”提出申请，并不是故意拖延诉讼，而是不了解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理由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若一律驳回回避申请，“并不得申请复议”，是对申请回避权的无端限制，是对申请复议权的非理剥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高法解释》第29条的规定虽然在刑事诉讼中有利有弊，但是弊大于利，应当进一步修改完善好这一规定或干脆取消这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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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VIII
Strengthening of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Art. 23 of the DSU deals, as indicated by its title,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Its overall design is to prevent WTO Members from unilaterally resolving their disputes in respect of WTO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t does so by obligating Members to follow the multilateral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SU. Art. 23 of the DSU reads:
“Strengthening of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1. When Members seek the redress of a violation of obligations or other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of benefits under the covered agreements or an impediment to the attainment of any objective of the covered agreements, they shall have recourse to, and abide b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is Understanding.
2. In such cases, Members shall:
(a) not make a determin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a violation has occurred, that benefits have been nullified or impaired or that the attainment of any objective of the covered agreements has been impeded, except through recourse to dispute settl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is Understanding, and shall make any such determin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contained in the panel or Appellate Body report adopted by the DSB or an arbitration award rendered under this Understanding;
(b) follow the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Article 21 to determine the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for the Member concerned to implement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and
(c) follow the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Article 22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suspension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and obtain DSB authoriz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procedures before suspending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vered agreements in response to the failure of the Member concerned to implement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within that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In this section, to end this book, the author means to take a precise overlook on the nature of obligations under Art. 23 of the DSU as a whole by referring to two panels’ reports in part. In this respect, the Panel in US-Sections 301-310 (DS152) rules: 1
“On this basis [provision of Article 23], we conclude as follows:
(a)It is for the WTO through the DSU process - not for an individual WTO Member - to determine that a WTO inconsistency has occurred (Article 23.2(a)).
(b)It is for the WTO or both of the disputing parties, through the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Article 21 - not for an individual WTO Member - to determine the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for the Member concerned to implement DSB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Article 23.2(b)).
(c)It is for the WTO through the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Article 22 - not for an individual WTO Member - to determine, in the event of disagreement, the level of suspension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that can be imposed as a result of a WTO inconsistency, as well as to grant authorization for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suspensions.
Article 23.2 clearly, thus, prohibits specific instances of unilateral conduct by WTO Members when they seek redress for WTO inconsistencies in any given dispute. This is, in our view, the first type of obligations covered under Article 23.
Article 23.1 is not concerned only with specific instances of violation. It prescribes a general duty of a dual nature. First, it imposes on all Members to ‘have recourse to’ the multilateral process set out in the DSU when they seek the redress of a WTO inconsistency. In these circumstances, Members have to have recourse to the DSU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to the exclusion of any other system, in particular a system of unilateral enforcement of WTO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is, what one could call ‘exclusive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 is an important new element of Member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the DSU. Second, Article 23.1 also prescribes that Members, when they have recourse to 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n the DSU, have to ‘abide b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set out in the DSU. This second obligation under Article 23.1 is of a confirmatory nature: when having recourse to the DSU Members must abide by all DSU rules and procedures.
Turning to the second paragraph under Article 23, Article 23.2 - which, on its face, addresses conduct in specific disputes - starts with the words ‘[i]n such cases’. It is, thus, explicitly linked to, and has to be read together with and subject to, Article 23.1.
Indeed, two of the three prohibitions mentioned in Article 23.2 - Article 23.2(b) and (c) - are but egregious examples of conduct that contradicts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SU which, under the obligation in Article 23.1 to ‘abide b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SU, Members are obligated to follow. These rules and procedures clearly cover much more than the ones specifically mentioned in Article 23.2. There is a great deal more State conduct which can violate the general obligation in Article 23.1 to have recourse to, and abide b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SU than the instances especially singled out in Article 23.2.
Article 23 interdicts, thus, more than action in specific disputes, it also provides discipline for the general process WTO Members must follow when seeking redress of WTO inconsistencies. A violation of the explicit provisions of Article 23 can, therefore, be of two different kinds. It can be caused
(a)by an ad hoc, specific action in a given dispute, or
(b)by measures of general applicability, e.g. legislation or regulations, providing for a certain process to be followed which does not, say, include recourse to the DSU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or abide b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SU.”
Furthermore, as to Art. 23 of the DSU, the Panel in US-Import Measures (DS165) confirms the ruling developed in US-Sections 301-310, and states: 2
“The Panel believes that the adopted Panel Report on United States - Sections 301-310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US - Section 301’) has confirmed the crucial importance that WTO Members place o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of the WTO, as the exclusive means to redress any violations of any provisions of the WTO Agreement. This fundamental principle is embedded in Article 23 of the DSU: …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Article 23 of the DSU must be interpreted with a view to prohibiting any form of unilateral action is because such unilateral actions threaten the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a necessary component for "market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individual economic activity in national and global markets" which, in themselves, constitute a fundamental goal of the WTO. Unilateral actions are, therefore, contrary to the essence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of the WTO. As stated in the Panel Report on US - Section 301:
‘7.75 Providing security and predictability to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s another central object and purpose of the system which could be instrumental to achieving the broad objectives of the Preamble. Of all WTO disciplines, the DSU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struments to protect the secur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through it that of the market-place and its different operators. DSU provisions must, thus, be interpreted in the light of this object and purpose and in a manner which would most effectively enhance it.’
The structure of Article 23 is that the first paragraph states the general prohibition or general obligation, i.e. when Members seek the redress of a WTO violation, they shall do so only through the DSU. This is a general obligation. Any attempt to seek ‘redress’ can take place only 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he WTO and pursuant to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SU.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unilateral redress in the WTO sectors is more directly provided for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23. From the ordinary meaning of the terms used in the chapeau of Article 23.2 (‘in such cases, Members shall’), it is also clear that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23 is ‘explicitly linked to, and has to be read together with and subject to, Article 23.1’. That is to say, the specific prohibitions of paragraph 2 of Article 23 have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the first paragraph, i.e. when such action is performed by a WTO Member with a view to redressing a WTO violation.
We also agree with the US - Section 301 Panel Report that Article 23.2 contains ‘egregious examples of conduct that contradict the rules of the DSU’ and which constitute more specific forms of unilateral actions, otherwise generally prohibited by Article 23.1 of the DSU.
‘[t]hese rules and procedures [Article 23.1] clearly cover much more than the ones specifically mentioned in Article 23.2. There is a great deal more State conduct which can violate the general obligation in Article 23.1 to have recourse to, and abide b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SU than the instances especially singled out in Article 23.2.’
The same Panel identified a few examples of such instances where the DSU could be violated contrary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23. Each time a Member seeking the redress of a WTO violation is not abiding by a rule of the DSU, it thus violates Article 23.1 of the DSU.
In order to verify whether individual provisions of Article 23.2 have been infringed (keeping in mind that the obligation to also observe other DSU provisions can be brought under the umbrella of Article 23.1), we must first determine whether the measure at issue comes under the coverage of Article 23.1. In other words, we need to determine whether Article 23 is applicable to the dispute before addressing the specific violations envisaged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23 of the DSU or elsewhere in the DSU.
Article 23.1 of the DSU provides that the criterion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rticle 23 is applicable is whether the Member that imposed the measure was ‘seeking the redress of’ a WTO violation. …
The term ‘seeking’ or ‘to seek’ is defined in the Webster New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as: ‘to resort to, … to make an attempt, try’. This term would therefore cover situations where an effort is made to redress WTO violations (whether perceived or WTO determined violations). The term ‘to redress’ is defined in 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s ‘repair (an action); atone for (a misdeed); remedy or remove; to set right or rectify (injury, a wrong, a grievance etc.); obtaining reparation or compensation’. The term ‘redress’ is defined in 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s: ‘reparation of or compensation for a wrong or consequent loss; remedy for or relief from some trouble; correction or reformation of something wrong’. The term 'redress' implies, therefore, a reaction by a Member against another Member, because of a perceived (or WTO determined) WTO violation, with a view to remedying the situation.
Article 23.1 of the DSU prescribes that when a WTO Member wants to take any remedial action in response to what it views as a WTO violation, it is obligated to have recourse to and abide by the DSU rules and procedures. In case of a grievance on a WTO matter,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s the only means available to WTO Members to obtain relief, and only the remedial actions envisaged in the WTO system can be used by WTO Members. The remedial actions relate to restoring the balanc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which form the basis of the WTO Agreement, and include the removal of the inconsistent measure, the possibility of (temporary) compensation and, in last resort, the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authorised by the DSB (Articles 3.7 and 22.1 of the DSU). The latter remedy is essentially retaliatory in nature.”
【NOTE】:
1. See, in detail, WT/DS152/R/7.38-7.46.
2. See, in detail, WT/DS165/R/6.13-6.23.
List of References
1 Sources of Legal Texts: http://www.wto.org; WTO Secretariat: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艰难平衡
----评刑诉法修正案中侦查程序部分中的争议问题
高一飞/聂子龙
原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2期第48—56页，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要】现行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于今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针对此次修改，尤其是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有人忧虑其是刑诉法条款倒退的表现。通过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和沉默权与如实供述这四个方面进行理性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指出此次修正案在侦查程序的修改中，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方面，整体上是有进步的。对于其不细致、不周全、有矛盾而可能导致实施者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地方，需要进行合理的完善。
【关键词】刑诉法修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技术侦查；沉默权和如实供述
The Hard Balance between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Professor Gao Yifei, Nie Zilong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China,400000.
【Abstract】The existing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 to be modified the second time thoroughly since its enactment in 1979. About this modification, especially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some people worried that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re going to roll-back. By making rationalized analysis and therefore providing suggestions in four areas, including the custody or arrest in secret, period of summons and internments extending, the introduce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lence and truthfully statement, this paper find that the amendment in the investigative progress by considering the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s a step forward overall. However, there are some question so incomplete, incorrect and contradictive which may shall cause the abuse of the executors be modified.
【Key Words】the 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custody or arrest in secret ；summons and internments；technical investigation；silence and truthfully statement.
自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诉法进行一次修改以来，现行刑诉法乃于1979年制定后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此次修正案条文共有99条之多，拟将刑诉法由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的内容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此次刑诉法修正草案公布于中国人大网（www.npa.gov.cn）, 并规定今年9月30 日前为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期间，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作的草案说明和草案修正前后对照表也一并予以公布。
刑事诉讼制度作为基本的法律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效果。与此同时，“现代刑事诉讼还是一种利益多元的制度。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护权利；既要实体公正、又要程序正当；既要维护公正，又要实现效率。因此，它必然是一种权力约束的，即国家权力相互制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能够实现相对平衡的制度”。 而最能体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两者的关系如何得到平衡的地方就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程序。
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关注中，有人忧虑其出现了倒退。 在此，笔者下文拟从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修改中让人关注最多的四个热点问题，即：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沉默权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秘密拘留和逮捕
在强制措施的规定中，现行刑事诉讼法共界定了五类，即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此五类强制措施规定在第一编第六章，共27个条文。此次修正案对于强制措施依然坚持采用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五类措施，拟规定在第一编第六章，共36个条文。
在有关强制措施的规定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便是拘留和逮捕是否可以秘密进行？在执行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措施时采取通知亲属或辩护人的措施，是为了防止秘密羁押带来的对人身自由的不适当限制，杜绝“黑暗的权力行使的危险性”。 因此，在拘留、逮捕与监视居住的同时进行对家属的告知，也是对被拘留、逮捕或监视居住人在羁押时合法权利的保护。
修正案第八十四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修正案第九十二条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为理由而不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已是在侦查过程中通过限制部分公民的权利进而扩大打击某些严重犯罪的权力，这是通过在执行中采用秘密的方式进行而对权力方面的倾斜。在拘留和逮捕的情况下，通知拘留和逮捕人的家属仍应该是原则，而不通知的行为是例外情况。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亦存在为了打击犯罪所需而合理限制部分公民权利的情况。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96条第4款规定“如果为了审前调查的利益必须对拘捕犯罪嫌疑人的事实保密，则经检察长同意可以不进行通知，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形除外。”虽然在俄罗斯对犯罪嫌疑人的拘捕并不必然导致长时期的羁押，但也体现出其在特殊情况下对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态度。
从国际规则来看，直接规范秘密剥夺自由规则的文件是《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06年6月29日第1/1号决议通过，现在已经有94个国家签署，中国虽然还没有批准加入。），该公约第二十条也对刑事调查情况下必要的推迟通知家属作了肯定，规定通知相关信息“只有在对某人采取法律保护措施，且剥夺自由受到司法控制的条件下，或者转交资料会对该人的隐私或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妨碍刑事调查，或出于其他相当原因，方可作为例外。”所以，有人以《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为依据指责修正案规定的秘密拘留、逮捕违背国际人权公约 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对某些案件采取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对于被执行拘留和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其某些权利将受到影响，但是，此类案件对整个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是难以估量的，立法者在此唯有通过赋予侦查机关更多的权力打击犯罪才不至于让更多的无辜者遭受到可能的危险。
在这次修正案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中，有两个具体问题令人关注，一是针对哪些犯罪的嫌疑人适用，二是推迟的时间到底是多长。
首先，从犯罪的嫌疑人的适用范围来看。修正案条款将推迟通知家属的犯罪范围确定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之后的“等严重犯罪”规定属于概括性授权，对待必要的概括性授权，需要合理控制其范围，否则有可能被执法人员无限进行扩大解释。笔者建议可以规定为可能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为“严重犯罪”，以此便能更规范地限制秘密拘留和逮捕的适用范围，防止其恣意性。当然具体的标准还可以商榷，但必须经过立法部门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论证一个具体的时间，因为秘密拘留、逮捕是通过国家权力让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失踪，它不仅关乎被拘留、逮捕者的利益，也关系到其亲属的知情权和国家对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基本人道，是非常严重的侦查措施，使用应当非常严谨、慎重。
其次，通知家属的时间最迟应当是什么时间，因为推迟通知不能是无限期的。对此，笔者建议对家属限制告知的期限以72小时为底线，这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讲的“三天三夜”， 是中国常理常情中失去联络或者离家后最能引起家人和亲友担心的时间。从情理上来看，经过这么长时间，家属却不知道，会出现担心出事了、失踪了的情况，超过72小时的时间不通知家属会违背基本的人伦道德。三天三夜之后通知家属可能影响案件侦破，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刑讯逼供也有对案件侦破有益，之所以禁止，是因为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以破案需要作为通知家属的时间标准，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时间也要尊重基本道德和人伦亲情。另外，一个人超出72小时仍然下落不明，必然导致家属和亲友对这一失踪情况的传播，甚至于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广告寻人等措施，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
另外，拘留（逮捕）未成年人时，应当及时通知其家属，这是基本的法治伦理，但修正案新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修正案第五篇第一章）并没有对此作出特别规定。所以，修正案第八十四、九十二条对于未成年人应当作例外规定。
因此，我们建议对修正案第八十四、九十二条拘留、逮捕条款的延迟通知部分的内容修改为：
除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逮捕）人的家属。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通知被拘留（逮捕）人的家属可以延长到72小时，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形除外。
二、关于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
现行刑诉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此处对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也引来对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可能受到更多侵害的担忧。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护为出发点的话，即使是在“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案件中，二十四小时的传唤和拘传的时间也比现行刑诉法规定的时间延长了一倍，将导致被传唤和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的疲劳度加倍延长，甚至此种延长的方式有被视为变相刑讯逼供的可能。并且，由于对“案情重大、复杂”的划分同样存在不明确的指示，也势必对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带来更严重的权力滥用的可能。
而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传唤、拘传之后，一旦侦查人员认为被传唤、拘传人员嫌疑重大，通常会考虑进一步收集证据以便呈报刑拘，而侦查机关所掌握的刑拘标准较为严格，这就造成到案阶段的查证负担较重。” 事实上，在传唤、拘传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在相对复杂的案件中更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讯问。除了讯问，侦查人员往往还需要对其它证据进行收集查证，这更加剧了传唤、拘传对时间要求的可能性。因此，在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合理延长传唤、拘传的时间实为必要之举。以法律的形式对传唤、拘传的时间进行延长，一方面可以避免侦查人员避免因怕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而采用非法行为的强制到案措施；另一方面，在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合理延长时间也是传唤、拘传时讯问和收集查证证据的客观需要。
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传唤、拘传的期限应该得到延长，那么延长至多久才比较合理呢？对此我们可以将国外相关制度作为参考。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一）对被指控人要以书面传唤到场就讯。（二）传唤时可以作若经传不到则将拘传的警告。”其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一）构成签发逮捕令的理由时，对被指控人可以立即拘传。（二）拘传令应当准确写明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拘传原因。”而至于拘传令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至多可以约束多久，《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为：“拘传时，应当将被指控人立即解送法官予以讯问。不允许依据拘传令将被指控人扣留超过拘传后的第二日结束。”此处表明，在德国依据拘传令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限制最多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即拘传的期限应以四十八小时为限。《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亦规定：“已经拘传的被告人，应当自带到法院之时起24小时以内释放。但在该时间内已经签发羁押证时，不在此限。”可见，即使与所谓法治发达国家相比，现行刑诉法规定的在所有情况下拘传和传唤时间都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也仍显偏短。较短的拘传和传唤时间，使得侦查机关刻意规避采用拘传和传唤的方式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也不利于侦查机关收集合理的证据材料以明确后续侦查工作的需要。因此，修正案中的规定符合侦查的实际需要、符合打击犯罪的规律。
修正案中存在的问题是，对何谓“案情重大、复杂”的情形，修正案没有进行细致说明，容易导致执法机关将例外作为常态。何为“案情重大、复杂”，笔者建议可以根据第六十九条（修正案为第90条）中对于已经拘留的人报请批捕时“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的规定，将“案情重大、复杂”具体化为“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的情况，理由是，两者都是针对于情况紧急下对于嫌疑人采取的一种到案措施，性质相同，其延长的原因也应当相同，完全可以在延长的条件上采用相同标准。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建议将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六条修改为：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但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可以将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延长到二十四小时。
三、关于技术侦查措施
修正案拟在第二编第二章侦查中新增第八节技术侦查的规定，此节有关技术侦查的规定共5条，而此5条同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根据修正案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极易对公民享有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等私权利产生威胁甚至侵害，可以说这部分的每一处修改都可能引起学者和民众的特别注意。此次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也是立法上第一次以刑事诉讼法的模式对其加以规定。面对技术侦查可能带来的对公民合法权利的损害，对此次刑诉法修改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的疑问便被提出。所谓“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刑诉法条款修改倒退” 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刑事诉讼法基本规则的误解，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侦查都不可以避免，关键是要法治化，即一要有法律规定，二要规定的适当、合理。“从侦查手段的运用角度上说，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并不必然导致侵犯人权，任何侦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讲，技术侦查手段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侵犯公民权利。” “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并不是倒退，最可怕的是没有合法化，却在使用秘密侦查，即最大的危险在于没有法律上的规则可循，却可以为所欲为。
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说：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通例，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进程中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共同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三：首先是各种隐形犯罪类型的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侦查机关唯有启用秘密侦查手段才能加以有效回应；其次常规侦查手段的控制日益严格，秘密侦查手段作为替代性措施得以大幅度扩张；最后秘密侦查的广泛使用代表着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自身的要求，工业社会、陌生人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的形成导致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失灵，社会控制的方式只能因应社会的变迁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由强制转为秘密监控与欺骗引诱。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因应社会发展客观情势的必然趋势，其合法化进程值得肯定。 可以说，作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产物，技术侦查因其具有特殊的侦查效果，能够解决侦查权力运作的现实困境而必然需要得到刑事诉讼法合理授权。
在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中，对于以监听、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行为为内容的“技术侦查”行为，刑诉法没有明确的法条规定，但实践中却被所有侦查机关使用。在实践中，有关技术侦查的法条规定主要来源于《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对于技术侦查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没有规定。二是对于有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并没有赋予技术侦查的权力。实践中检察机关有必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曾规定为：“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即检察机关有必要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实际上由检察机关请求公安机关来完成。
此次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很好地回应了上述现有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即一是将已经有的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通过刑事诉讼法规定而走向法治化，二是将这一权力同样赋予检察机关，三是此次修正案还将这一权力的适用进行合理扩大：不仅作用于案件调查，也适用于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可以说，此次技术侦查引入刑诉法，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
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是必要的，对于审批手续上“严格的批准手续”的模糊不清、适用对象上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的不确定，存在很多争论。
首先，来看审批程序问题，规定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得上是“严格的批准手续”呢？陈光中教授指出，“技术侦查由哪一级批准没有规定，我认为这个要卡得更严，是不是由省一级侦查部门的领导批准？” 在我们参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的讨论中，甚至于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提出过应当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同级检察机关批准”、“同级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即相对于侦查机关上提一级）”等多种方案。但是，在讨论中，一位公安机关的领导同志提到他们刚刚开始侦查的一起案件：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正在出逃需要立即采取定位跟踪措施防止其逃出本市。在这样一起案件中，如果按照前述多种方案，技术侦查的作用都无法发挥。这一案件是针对追捕的。同理，对于取得证据而言，如果针对一起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案件，其批准程序不能迅速及时，也无法取得犯罪证据。因为批准需要及时、保密，技术侦查事实上只有侦查单位的负责人批准才符合侦查规律、才符合设立这一措施的初衷。对其批准的合理性控制，可以通过事后监督与追责、程序性法律后果等办法来解决。
其次，适用对象上的不确定性是否为立法上所必要呢？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技术侦查在各国适用的原则上包括“只适用于重大案件”的原则，但是对于重大案件，很难将其罪名具体化，在我国，除了少数罪名以外，绝大多数罪名都有可能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都可能是“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或者“重大犯罪案件”，采用现在的概括式规定，符合“大案原则”，也符合我国刑法上对罪名规定的特点，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只能明确到这个程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同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条款的绝大部分内容，但建议将“严格的批准手续”具体化为：“经过侦查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四、关于沉默权与如实供述
修正案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首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
Strengthening of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Art. 23 of the DSU deals, as indicated by its title,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Its overall design is to prevent WTO Members from unilaterally resolving their disputes in respect of WTO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t does so by obligating Members to follow the multilateral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SU. Art. 23 of the DSU reads:
“Strengthening of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1. When Members seek the redress of a violation of obligations or other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of benefits under the covered agreements or an impediment to the attainment of any objective of the covered agreements, they shall have recourse to, and abide b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is Understanding.
2. In such cases, Members shall:
(a) not make a determin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a violation has occurred, that benefits have been nullified or impaired or that the attainment of any objective of the covered agreements has been impeded, except through recourse to dispute settl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is Understanding, and shall make any such determin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contained in the panel or Appellate Body report adopted by the DSB or an arbitration award rendered under this Understanding;
(b) follow the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Article 21 to determine the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for the Member concerned to implement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and
(c) follow the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Article 22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suspension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and obtain DSB authoriz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procedures before suspending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vered agreements in response to the failure of the Member concerned to implement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within that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In this section, to end this book, the author means to take a precise overlook on the nature of obligations under Art. 23 of the DSU as a whole by referring to two panels’ reports in part. In this respect, the Panel in US-Sections 301-310 (DS152) rules: 1
“On this basis [provision of Article 23], we conclude as follows:
(a)It is for the WTO through the DSU process - not for an individual WTO Member - to determine that a WTO inconsistency has occurred (Article 23.2(a)).
(b)It is for the WTO or both of the disputing parties, through the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Article 21 - not for an individual WTO Member - to determine the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for the Member concerned to implement DSB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Article 23.2(b)).
(c)It is for the WTO through the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Article 22 - not for an individual WTO Member - to determine, in the event of disagreement, the level of suspension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that can be imposed as a result of a WTO inconsistency, as well as to grant authorization for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suspensions.
Article 23.2 clearly, thus, prohibits specific instances of unilateral conduct by WTO Members when they seek redress for WTO inconsistencies in any given dispute. This is, in our view, the first type of obligations covered under Article 23.
Article 23.1 is not concerned only with specific instances of violation. It prescribes a general duty of a dual nature. First, it imposes on all Members to ‘have recourse to’ the multilateral process set out in the DSU when they seek the redress of a WTO inconsistency. In these circumstances, Members have to have recourse to the DSU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to the exclusion of any other system, in particular a system of unilateral enforcement of WTO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is, what one could call ‘exclusive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 is an important new element of Member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the DSU. Second, Article 23.1 also prescribes that Members, when they have recourse to 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n the DSU, have to ‘abide b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set out in the DSU. This second obligation under Article 23.1 is of a confirmatory nature: when having recourse to the DSU Members must abide by all DSU rules and procedures.
Turning to the second paragraph under Article 23, Article 23.2 - which, on its face, addresses conduct in specific disputes - starts with the words ‘[i]n such cases’. It is, thus, explicitly linked to, and has to be read together with and subject to, Article 23.1.
Indeed, two of the three prohibitions mentioned in Article 23.2 - Article 23.2(b) and (c) - are but egregious examples of conduct that contradicts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SU which, under the obligation in Article 23.1 to ‘abide b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SU, Members are obligated to follow. These rules and procedures clearly cover much more than the ones specifically mentioned in Article 23.2. There is a great deal more State conduct which can violate the general obligation in Article 23.1 to have recourse to, and abide b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SU than the instances especially singled out in Article 23.2.
Article 23 interdicts, thus, more than action in specific disputes, it also provides discipline for the general process WTO Members must follow when seeking redress of WTO inconsistencies. A violation of the explicit provisions of Article 23 can, therefore, be of two different kinds. It can be caused
(a)by an ad hoc, specific action in a given dispute, or
(b)by measures of general applicability, e.g. legislation or regulations, providing for a certain process to be followed which does not, say, include recourse to the DSU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or abide b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SU.”
Furthermore, as to Art. 23 of the DSU, the Panel in US-Import Measures (DS165) confirms the ruling developed in US-Sections 301-310, and states: 2
“The Panel believes that the adopted Panel Report on United States - Sections 301-310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US - Section 301’) has confirmed the crucial importance that WTO Members place o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of the WTO, as the exclusive means to redress any violations of any provisions of the WTO Agreement. This fundamental principle is embedded in Article 23 of the DSU: …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Article 23 of the DSU must be interpreted with a view to prohibiting any form of unilateral action is because such unilateral actions threaten the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a necessary component for "market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individual economic activity in national and global markets" which, in themselves, constitute a fundamental goal of the WTO. Unilateral actions are, therefore, contrary to the essence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of the WTO. As stated in the Panel Report on US - Section 301:
‘7.75 Providing security and predictability to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s another central object and purpose of the system which could be instrumental to achieving the broad objectives of the Preamble. Of all WTO disciplines, the DSU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struments to protect the secur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through it that of the market-place and its different operators. DSU provisions must, thus, be interpreted in the light of this object and purpose and in a manner which would most effectively enhance it.’
The structure of Article 23 is that the first paragraph states the general prohibition or general obligation, i.e. when Members seek the redress of a WTO violation, they shall do so only through the DSU. This is a general obligation. Any attempt to seek ‘redress’ can take place only 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he WTO and pursuant to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SU.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unilateral redress in the WTO sectors is more directly provided for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23. From the ordinary meaning of the terms used in the chapeau of Article 23.2 (‘in such cases, Members shall’), it is also clear that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23 is ‘explicitly linked to, and has to be read together with and subject to, Article 23.1’. That is to say, the specific prohibitions of paragraph 2 of Article 23 have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the first paragraph, i.e. when such action is performed by a WTO Member with a view to redressing a WTO violation.
We also agree with the US - Section 301 Panel Report that Article 23.2 contains ‘egregious examples of conduct that contradict the rules of the DSU’ and which constitute more specific forms of unilateral actions, otherwise generally prohibited by Article 23.1 of the DSU.
‘[t]hese rules and procedures [Article 23.1] clearly cover much more than the ones specifically mentioned in Article 23.2. There is a great deal more State conduct which can violate the general obligation in Article 23.1 to have recourse to, and abide b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SU than the instances especially singled out in Article 23.2.’
The same Panel identified a few examples of such instances where the DSU could be violated contrary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23. Each time a Member seeking the redress of a WTO violation is not abiding by a rule of the DSU, it thus violates Article 23.1 of the DSU.
In order to verify whether individual provisions of Article 23.2 have been infringed (keeping in mind that the obligation to also observe other DSU provisions can be brought under the umbrella of Article 23.1), we must first determine whether the measure at issue comes under the coverage of Article 23.1. In other words, we need to determine whether Article 23 is applicable to the dispute before addressing the specific violations envisaged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23 of the DSU or elsewhere in the DSU.
Article 23.1 of the DSU provides that the criterion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rticle 23 is applicable is whether the Member that imposed the measure was ‘seeking the redress of’ a WTO violation. …
The term ‘seeking’ or ‘to seek’ is defined in the Webster New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as: ‘to resort to, … to make an attempt, try’. This term would therefore cover situations where an effort is made to redress WTO violations (whether perceived or WTO determined violations). The term ‘to redress’ is defined in 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s ‘repair (an action); atone for (a misdeed); remedy or remove; to set right or rectify (injury, a wrong, a grievance etc.); obtaining reparation or compensation’. The term ‘redress’ is defined in 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s: ‘reparation of or compensation for a wrong or consequent loss; remedy for or relief from some trouble; correction or reformation of something wrong’. The term 'redress' implies, therefore, a reaction by a Member against another Member, because of a perceived (or WTO determined) WTO violation, with a view to remedying the situation.
Article 23.1 of the DSU prescribes that when a WTO Member wants to take any remedial action in response to what it views as a WTO violation, it is obligated to have recourse to and abide by the DSU rules and procedures. In case of a grievance on a WTO matter,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s the only means available to WTO Members to obtain relief, and only the remedial actions envisaged in the WTO system can be used by WTO Members. The remedial actions relate to restoring the balanc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which form the basis of the WTO Agreement, and include the removal of the inconsistent measure, the possibility of (temporary) compensation and, in last resort, the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authorised by the DSB (Articles 3.7 and 22.1 of the DSU). The latter remedy is essentially retaliatory in nature.”
【NOTE】:
1. See, in detail, WT/DS152/R/7.38-7.46.
2. See, in detail, WT/DS165/R/6.13-6.23.
List of References
1 Sources of Legal Texts: http://www.wto.org; WTO Secretariat: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艰难平衡
----评刑诉法修正案中侦查程序部分中的争议问题
高一飞/聂子龙
原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2期第48—56页，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要】现行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于今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针对此次修改，尤其是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有人忧虑其是刑诉法条款倒退的表现。通过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和沉默权与如实供述这四个方面进行理性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指出此次修正案在侦查程序的修改中，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方面，整体上是有进步的。对于其不细致、不周全、有矛盾而可能导致实施者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地方，需要进行合理的完善。
【关键词】刑诉法修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技术侦查；沉默权和如实供述
The Hard Balance between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Professor Gao Yifei, Nie Zilong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China,400000.
【Abstract】The existing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 to be modified the second time thoroughly since its enactment in 1979. About this modification, especially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some people worried that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re going to roll-back. By making rationalized analysis and therefore providing suggestions in four areas, including the custody or arrest in secret, period of summons and internments extending, the introduce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lence and truthfully statement, this paper find that the amendment in the investigative progress by considering the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s a step forward overall. However, there are some question so incomplete, incorrect and contradictive which may shall cause the abuse of the executors be modified.
【Key Words】the 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custody or arrest in secret ；summons and internments；technical investigation；silence and truthfully statement.
自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诉法进行一次修改以来，现行刑诉法乃于1979年制定后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此次修正案条文共有99条之多，拟将刑诉法由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的内容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此次刑诉法修正草案公布于中国人大网（www.npa.gov.cn）, 并规定今年9月30 日前为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期间，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作的草案说明和草案修正前后对照表也一并予以公布。
刑事诉讼制度作为基本的法律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效果。与此同时，“现代刑事诉讼还是一种利益多元的制度。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护权利；既要实体公正、又要程序正当；既要维护公正，又要实现效率。因此，它必然是一种权力约束的，即国家权力相互制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能够实现相对平衡的制度”。 而最能体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两者的关系如何得到平衡的地方就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程序。
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关注中，有人忧虑其出现了倒退。 在此，笔者下文拟从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修改中让人关注最多的四个热点问题，即：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沉默权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秘密拘留和逮捕
在强制措施的规定中，现行刑事诉讼法共界定了五类，即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此五类强制措施规定在第一编第六章，共27个条文。此次修正案对于强制措施依然坚持采用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五类措施，拟规定在第一编第六章，共36个条文。
在有关强制措施的规定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便是拘留和逮捕是否可以秘密进行？在执行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措施时采取通知亲属或辩护人的措施，是为了防止秘密羁押带来的对人身自由的不适当限制，杜绝“黑暗的权力行使的危险性”。 因此，在拘留、逮捕与监视居住的同时进行对家属的告知，也是对被拘留、逮捕或监视居住人在羁押时合法权利的保护。
修正案第八十四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修正案第九十二条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为理由而不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已是在侦查过程中通过限制部分公民的权利进而扩大打击某些严重犯罪的权力，这是通过在执行中采用秘密的方式进行而对权力方面的倾斜。在拘留和逮捕的情况下，通知拘留和逮捕人的家属仍应该是原则，而不通知的行为是例外情况。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亦存在为了打击犯罪所需而合理限制部分公民权利的情况。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96条第4款规定“如果为了审前调查的利益必须对拘捕犯罪嫌疑人的事实保密，则经检察长同意可以不进行通知，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形除外。”虽然在俄罗斯对犯罪嫌疑人的拘捕并不必然导致长时期的羁押，但也体现出其在特殊情况下对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态度。
从国际规则来看，直接规范秘密剥夺自由规则的文件是《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06年6月29日第1/1号决议通过，现在已经有94个国家签署，中国虽然还没有批准加入。），该公约第二十条也对刑事调查情况下必要的推迟通知家属作了肯定，规定通知相关信息“只有在对某人采取法律保护措施，且剥夺自由受到司法控制的条件下，或者转交资料会对该人的隐私或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妨碍刑事调查，或出于其他相当原因，方可作为例外。”所以，有人以《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为依据指责修正案规定的秘密拘留、逮捕违背国际人权公约 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对某些案件采取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对于被执行拘留和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其某些权利将受到影响，但是，此类案件对整个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是难以估量的，立法者在此唯有通过赋予侦查机关更多的权力打击犯罪才不至于让更多的无辜者遭受到可能的危险。
在这次修正案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中，有两个具体问题令人关注，一是针对哪些犯罪的嫌疑人适用，二是推迟的时间到底是多长。
首先，从犯罪的嫌疑人的适用范围来看。修正案条款将推迟通知家属的犯罪范围确定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之后的“等严重犯罪”规定属于概括性授权，对待必要的概括性授权，需要合理控制其范围，否则有可能被执法人员无限进行扩大解释。笔者建议可以规定为可能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为“严重犯罪”，以此便能更规范地限制秘密拘留和逮捕的适用范围，防止其恣意性。当然具体的标准还可以商榷，但必须经过立法部门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论证一个具体的时间，因为秘密拘留、逮捕是通过国家权力让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失踪，它不仅关乎被拘留、逮捕者的利益，也关系到其亲属的知情权和国家对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基本人道，是非常严重的侦查措施，使用应当非常严谨、慎重。
其次，通知家属的时间最迟应当是什么时间，因为推迟通知不能是无限期的。对此，笔者建议对家属限制告知的期限以72小时为底线，这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讲的“三天三夜”， 是中国常理常情中失去联络或者离家后最能引起家人和亲友担心的时间。从情理上来看，经过这么长时间，家属却不知道，会出现担心出事了、失踪了的情况，超过72小时的时间不通知家属会违背基本的人伦道德。三天三夜之后通知家属可能影响案件侦破，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刑讯逼供也有对案件侦破有益，之所以禁止，是因为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以破案需要作为通知家属的时间标准，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时间也要尊重基本道德和人伦亲情。另外，一个人超出72小时仍然下落不明，必然导致家属和亲友对这一失踪情况的传播，甚至于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广告寻人等措施，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
另外，拘留（逮捕）未成年人时，应当及时通知其家属，这是基本的法治伦理，但修正案新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修正案第五篇第一章）并没有对此作出特别规定。所以，修正案第八十四、九十二条对于未成年人应当作例外规定。
因此，我们建议对修正案第八十四、九十二条拘留、逮捕条款的延迟通知部分的内容修改为：
除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逮捕）人的家属。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通知被拘留（逮捕）人的家属可以延长到72小时，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形除外。
二、关于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
现行刑诉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此处对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也引来对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可能受到更多侵害的担忧。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护为出发点的话，即使是在“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案件中，二十四小时的传唤和拘传的时间也比现行刑诉法规定的时间延长了一倍，将导致被传唤和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的疲劳度加倍延长，甚至此种延长的方式有被视为变相刑讯逼供的可能。并且，由于对“案情重大、复杂”的划分同样存在不明确的指示，也势必对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带来更严重的权力滥用的可能。
而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传唤、拘传之后，一旦侦查人员认为被传唤、拘传人员嫌疑重大，通常会考虑进一步收集证据以便呈报刑拘，而侦查机关所掌握的刑拘标准较为严格，这就造成到案阶段的查证负担较重。” 事实上，在传唤、拘传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在相对复杂的案件中更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讯问。除了讯问，侦查人员往往还需要对其它证据进行收集查证，这更加剧了传唤、拘传对时间要求的可能性。因此，在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合理延长传唤、拘传的时间实为必要之举。以法律的形式对传唤、拘传的时间进行延长，一方面可以避免侦查人员避免因怕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而采用非法行为的强制到案措施；另一方面，在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合理延长时间也是传唤、拘传时讯问和收集查证证据的客观需要。
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传唤、拘传的期限应该得到延长，那么延长至多久才比较合理呢？对此我们可以将国外相关制度作为参考。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一）对被指控人要以书面传唤到场就讯。（二）传唤时可以作若经传不到则将拘传的警告。”其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一）构成签发逮捕令的理由时，对被指控人可以立即拘传。（二）拘传令应当准确写明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拘传原因。”而至于拘传令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至多可以约束多久，《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为：“拘传时，应当将被指控人立即解送法官予以讯问。不允许依据拘传令将被指控人扣留超过拘传后的第二日结束。”此处表明，在德国依据拘传令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限制最多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即拘传的期限应以四十八小时为限。《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亦规定：“已经拘传的被告人，应当自带到法院之时起24小时以内释放。但在该时间内已经签发羁押证时，不在此限。”可见，即使与所谓法治发达国家相比，现行刑诉法规定的在所有情况下拘传和传唤时间都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也仍显偏短。较短的拘传和传唤时间，使得侦查机关刻意规避采用拘传和传唤的方式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也不利于侦查机关收集合理的证据材料以明确后续侦查工作的需要。因此，修正案中的规定符合侦查的实际需要、符合打击犯罪的规律。
修正案中存在的问题是，对何谓“案情重大、复杂”的情形，修正案没有进行细致说明，容易导致执法机关将例外作为常态。何为“案情重大、复杂”，笔者建议可以根据第六十九条（修正案为第90条）中对于已经拘留的人报请批捕时“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的规定，将“案情重大、复杂”具体化为“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的情况，理由是，两者都是针对于情况紧急下对于嫌疑人采取的一种到案措施，性质相同，其延长的原因也应当相同，完全可以在延长的条件上采用相同标准。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建议将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六条修改为：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但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可以将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延长到二十四小时。
三、关于技术侦查措施
修正案拟在第二编第二章侦查中新增第八节技术侦查的规定，此节有关技术侦查的规定共5条，而此5条同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根据修正案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极易对公民享有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等私权利产生威胁甚至侵害，可以说这部分的每一处修改都可能引起学者和民众的特别注意。此次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也是立法上第一次以刑事诉讼法的模式对其加以规定。面对技术侦查可能带来的对公民合法权利的损害，对此次刑诉法修改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的疑问便被提出。所谓“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刑诉法条款修改倒退” 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刑事诉讼法基本规则的误解，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侦查都不可以避免，关键是要法治化，即一要有法律规定，二要规定的适当、合理。“从侦查手段的运用角度上说，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并不必然导致侵犯人权，任何侦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讲，技术侦查手段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侵犯公民权利。” “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并不是倒退，最可怕的是没有合法化，却在使用秘密侦查，即最大的危险在于没有法律上的规则可循，却可以为所欲为。
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说：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通例，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进程中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共同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三：首先是各种隐形犯罪类型的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侦查机关唯有启用秘密侦查手段才能加以有效回应；其次常规侦查手段的控制日益严格，秘密侦查手段作为替代性措施得以大幅度扩张；最后秘密侦查的广泛使用代表着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自身的要求，工业社会、陌生人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的形成导致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失灵，社会控制的方式只能因应社会的变迁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由强制转为秘密监控与欺骗引诱。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因应社会发展客观情势的必然趋势，其合法化进程值得肯定。 可以说，作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产物，技术侦查因其具有特殊的侦查效果，能够解决侦查权力运作的现实困境而必然需要得到刑事诉讼法合理授权。
在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中，对于以监听、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行为为内容的“技术侦查”行为，刑诉法没有明确的法条规定，但实践中却被所有侦查机关使用。在实践中，有关技术侦查的法条规定主要来源于《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对于技术侦查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没有规定。二是对于有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并没有赋予技术侦查的权力。实践中检察机关有必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曾规定为：“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即检察机关有必要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实际上由检察机关请求公安机关来完成。
此次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很好地回应了上述现有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即一是将已经有的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通过刑事诉讼法规定而走向法治化，二是将这一权力同样赋予检察机关，三是此次修正案还将这一权力的适用进行合理扩大：不仅作用于案件调查，也适用于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可以说，此次技术侦查引入刑诉法，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
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是必要的，对于审批手续上“严格的批准手续”的模糊不清、适用对象上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的不确定，存在很多争论。
首先，来看审批程序问题，规定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得上是“严格的批准手续”呢？陈光中教授指出，“技术侦查由哪一级批准没有规定，我认为这个要卡得更严，是不是由省一级侦查部门的领导批准？” 在我们参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的讨论中，甚至于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提出过应当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同级检察机关批准”、“同级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即相对于侦查机关上提一级）”等多种方案。但是，在讨论中，一位公安机关的领导同志提到他们刚刚开始侦查的一起案件：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正在出逃需要立即采取定位跟踪措施防止其逃出本市。在这样一起案件中，如果按照前述多种方案，技术侦查的作用都无法发挥。这一案件是针对追捕的。同理，对于取得证据而言，如果针对一起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案件，其批准程序不能迅速及时，也无法取得犯罪证据。因为批准需要及时、保密，技术侦查事实上只有侦查单位的负责人批准才符合侦查规律、才符合设立这一措施的初衷。对其批准的合理性控制，可以通过事后监督与追责、程序性法律后果等办法来解决。
其次，适用对象上的不确定性是否为立法上所必要呢？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技术侦查在各国适用的原则上包括“只适用于重大案件”的原则，但是对于重大案件，很难将其罪名具体化，在我国，除了少数罪名以外，绝大多数罪名都有可能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都可能是“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或者“重大犯罪案件”，采用现在的概括式规定，符合“大案原则”，也符合我国刑法上对罪名规定的特点，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只能明确到这个程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同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条款的绝大部分内容，但建议将“严格的批准手续”具体化为：“经过侦查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四、关于沉默权与如实供述
修正案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首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
